上海大学讲座纪要丨郑筱筠：《关于南传佛教中国化之思考》
大陆
2019-10-12 10:00:44
（讲座现场）
2019年10月11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郑筱筠研究员，应邀莅临由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主办，上海花地文化有限公司协办的“佛学与中华文化”高端人文讲座，在上海大学作题为《关于南传佛教中国化之思考》的主题讲座。讲座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及校内外佛学文化爱好者五十多人现场聆听。
（郑筱筠研究员）
郑筱筠研究员的讲座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首先从历史的维度总结中国南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其次从现实的维度考察当代南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其三从中国化的维度阐述关于坚持南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之思考。 郑筱筠研究员指出，历史上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地区的传播过程是其逐渐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改变了当地的文化，也改变了自己。历史上的中国南传佛教主要集中在云南南部、西部和西南部。在地域上既属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属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故它一方面能同时受到南传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能够在运转系统、组织方式方面独具一格。她以中国南传佛教的管理模式为例，系统分析了南传佛教佛寺、佛塔、僧团、波章、僧阶等五种管理模式，指出古代中国南传佛教以傣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社会行政组织系统为范本，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制度。这一点是中国南传佛教相对比于东南亚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最大特色。郑筱筠研究员指出，中国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有序地整合了佛教资源与社会资源，将佛教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力促进了南传佛教在当地社会的发展。
在现实维度上，郑筱筠研究员指出，当代中国南传佛教整体上展示出很好的发展态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成长的烦恼”。它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更好地存在以及发展的困境。具体反映在管理模式方面，历史上的中国南传佛教是采用佛教界内部自身管理与佛教界外部的波章管理并行的双线管理模式，到了当代则完成各级佛教协会的建构，管理模式由双线变成了三线。三条管理主线同时运作，导致中国南传佛教民间自组织管理磁场发生了变化。佛教协会管理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助于开展各种宗教活动。由于目前佛教协会的管理系统仅建立到县级，未能深入到基层农村，导致一些活动的开展反而需要依托原先的管理系统发挥作用，形成了交叉管理的新磁场。此外南传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还表现在举办禅修中心、加强三大语系交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等诸多方面。
在讲座的最后，郑筱筠研究员阐述了她对坚持南传佛教中国化发展方向的一系列思考。她认为，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必须处理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三个关键点，同时还应该处理好民族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现代性与传承性相结合的重要关系。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南传佛教首先要继续保证各级佛教协会的有效运转，其次要继续发挥传统的波章管理系统的作用，其三要积极促使中国南传佛教固有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与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接轨。处理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佛教协会管理系统与波章管理系统三者之间的合理关系是解决当代南传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这三种管理系统形成了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磁场内部力量的张力，要进行正确疏导，使磁场力量更加合理平衡，从而保障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我国佛教分布格局的稳定，以及中国南传佛教的民族文化体系的稳定。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现场几位出席的老师，陈菊霞教授、杨奇霖博士、常红星博士等，与郑所长做了精彩的呼应，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程恭让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总结。他说：郑筱筠研究员在南传佛教研究、＂一带一路＂宗教风险研究等领域，有卓越的造诣。她的讲座生动清晰，从不同的维度对中国南传佛教中国化的诸多问题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南传佛教与汉传、藏传佛教既有相似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大量独具特色的地方。但不论同异，中国三系佛教都是不断本土化、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南传佛教也正是我们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本。特别是中国南传佛教由在家居士主导的波章管理模式，妥善解决了佛教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问题，这一点与当代汉传佛教以及由汉传佛教开发出来的现代人间佛教持续探索合理僧俗关系的努力与经验，可以做对应的观察与思考。
（程恭让教授）
本次讲座是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暨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策划和组织的学术讲座大系——“佛学与中华文化”高端人文讲座中的一讲。本系讲座旨在邀约佛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及中华文化研究诸领域的专家学者，发布研学心得、传授研究心法、介绍学术前沿，俾聆听者能够增广闻熏、厚植学术兴趣、提升研究水准，敬请大家关注。（文：常红星/图：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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