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法师：佛教与全球传播—佛教的现代价值及我在澳洲的弘法实践

禅风网大陆 2018-10-17 20:22:30

澳大利亚悉尼华藏寺住持·般若法师

现代社会需要佛教

西方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器物层、制度层、精神层。这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发，当我们看待佛教的时候，我们不仅将它视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它还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和音乐的源泉，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佛教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提供养分，直至现在。在科学哲学兴起以后，尤其是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蓬勃发展以来，人类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就走向衰落，受其影响，各大宗教也出现了衰落的情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但是，在现代社会，佛教真的不被人们所需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从我这几十年的弘法经验来看，现代人不仅需要佛教，也需要佛教文化，换句话说，佛教充满了现代性，理应在现代社会焕发勃勃生机，从信仰、哲学、道德、教育、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为现代人提供生活智慧和源源不绝的营养。佛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其中所蕴含的是佛陀的证悟智慧，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佛教的“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缘起性空”、“万法唯识”等等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更是指导众生离苦得乐的利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它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予中国人新的启发。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中国古代许多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可以从佛教里找到渊源关系。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输入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法，扩大了汉语词汇，有的还成为日常流行的用语。中国古代有句谚语说，“世间好语佛说尽”，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赵朴初居士所说，语言乃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现象，现在中国人倘若真要彻底摈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周全。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也就没有魏晋六朝以来的中国古代文明。佛教影响所及的印度、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是构成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地区。在古代社会里，东方文明曾经处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毫无疑问，这种发达的古代文明离不开佛教文化对它作出的巨大贡献。 那么，现代社会有哪些问题需要佛教来匡正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物质主义甚嚣尘上。谁都知道，适当的物质是我们现实生活所必须，即使是最为古老的佛教僧团，也需要托钵乞食，也需要结夏安居，然而，现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却日益高涨，许多国家把美国作为它们发展的榜样，可是有专家研究发现，如果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人类需要四个地球！如此一来，我们又如何承受呢？不仅如此，物欲横流让大家整天为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而忙碌，自己则迷失在忙碌之中。现代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精神上的空虚、焦虑、困惑和烦燥也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现在许多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吸毒、自杀、性犯罪等社会问题，而在哲学和文艺、影视作品中，也反映出广泛而深刻的悲观主义。 ·唯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科学是一个好东西，它帮助人类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粮食增产、优生优育、治病救人、交通、通讯等等等等。佛教实际上也肯定科学的价值，比如“五明”之学就包含着“工巧明”。《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谈到了四种真理，其中的两种“世间极成真实”和“道理极成真实”就包含有科学的成分，只是佛教认为它不究竟而已。现代社会的唯科学主义，大大压缩了人文主义空间，其实也就压缩了我们的心灵空间，而心灵空间的狭窄和局促，正是我们产生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缺乏幸福感的重要原因。人似乎被物化了，科学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完全无视对人、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完全不顾由此造成的人情淡漠、社会离异、个人的孤寂感，不顾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索取引起的报复，那么，从理性出发的科学将会失去理性，科学之义的畸形发展将会把人类推向无底的深渊，人的价值和尊严将会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 ·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现代社会里，把个体的活力、个体的创造性以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崇尚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和个人利益至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个人主义一旦过度，变成极端的利己主义，就会与群体严重对立，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冷漠和隔绝。人一旦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与社会疏离，与人群疏离，甚至与家庭疏离，内心没有一丝温情，哀怨和寂寞的情绪时时汹涌而来。像美国，近年来好像每年都发生多起校园枪击案，这种发泄个人情绪、报复社会、草菅人命的恶劣行为，不仅毁了自己，也给很多家庭造成了永久的伤痛。对于上述三大问题，佛教恰恰可以提供对治的方案。佛教作为一种传统的信仰模式，在某些方面已经同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方法论而言，佛教也一直处于革新之中，比如太虚大师以来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他把全部佛法的目的与效果分为四个层次，即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他曾经说：“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以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佛法都能提供相应的智慧。

佛教的核心思想

佛教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两千五百多年来，这些资源一直赋能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试列举几点：

1｜佛教的平等观

“众生平等”是佛教的核心理念，因为众生悉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佛是从前的众生，众生是未来的佛，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佛陀提出这样的主张，反映了众生的真相，也是可以作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指导。印度社会是种姓社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生来就不平等。佛陀提出众生平等，对当时的印度社会来说，可谓石破天惊，佛教后来在印度的崛起和兴盛，与这一主张有着很大关系。在佛教经典中，有关平等的教义、思想，比比皆是。《大智度论》说：“凡夫与佛平等，无二无别。”《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佛教的平等观，也是佛教的公平正义观。

2｜佛教的自由思想

佛教常说，心随境转是众生，心能转境是佛陀。我们生而为人，都受到三个约束，外界约束、生理约束、心灵约束，你还被这三个约束控制着，你就是个凡夫；你能够摆脱这三个约束，你就成佛了。佛教还经常讲“八苦”，就是说众生必然遭受八种苦，生、老、病、死四种，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四种。八苦的核心是求不得，你想要什么，不来什么。一个人还不想死的时候，得了癌症，大限已到，不得不走。这就是不自由。佛教教人修来修去，就是要了生脱死，就是要追求终极的自由。

3｜佛教的文明与和谐思想

什么是文明？简单地说，文明是一种素养，一种品质，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规范和一种价值观。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很文明，不仅仅是说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还有这个人的精神风貌。那什么是和谐呢？简单地说，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能够善意的相处，相辅相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但和谐不光是指两个人之间，还有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佛教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与和谐思想。比如说，佛教僧团的“六和敬”思想。六合敬是指集体和睦相处的六个方面，包括戒和同修、见和同参、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再比如说，佛教的“缘起性空”的中道思想。佛教的中道思想，可以含摄儒家的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但是内涵还要丰富一些，因为佛教还强调一种不二的思想，比如《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缘起性空”思想，简单地说，任何一种事物都没有恒常不变的本体，都是由不是这个事物的东西构成的。桌子是由不是桌子的东西构成的，房子是由不是房子的东西构成的，但是，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的，万事万物又都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存的，每一个体、每一部分都要依赖于其它部分或他人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所以，每一个人既受惠于他人，也应当帮助他人，成就他人，尊重他人，对他人、他类给予普遍的关爱。

4｜佛教的报恩思想

佛教中有着强烈的感恩、报恩思想。一方面，佛教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是希望建设好国家和社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佛教又主张对国家存一份感恩之心。佛教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四重恩就包括：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三宝恩。佛教的入世追求，与国家的理想是一致的，而我们对国家要感恩之心，佛教和佛教徒也应该对国家的治理有所帮助。佛教历史上的爱国事迹太多了。比如佛陀自己，琉璃王兴兵入侵佛陀的祖国，他曾经三番两次进行劝阻，国家被灭亡之后，他感到十分痛心。抗日战争时期，太虚大师甚至组织僧兵来抗日，他们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很大的“佛”字。佛教的爱国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5｜佛教的民主与法治思想

佛教是一种民主的宗教，佛教僧团特别能体现一种民主精神。佛教中最典型的民主制度是“羯摩制度”，用于授戒、说戒、忏悔、结界及各种僧事的处理。通过召开会议，投票、辩论、调和、决议等多种形式和环节直至达成全体一致。中国佛教还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丛林制度”，是一套非常完备的民主生活制度，对于保证佛教的流传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佛教要求弟子和信众遵守戒律和僧团规章制度。可见佛教是非常重视规矩的，这也可以视为佛教的“法治思想”。佛教的戒律细致入微，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对于信徒的行住坐卧、待人接物、起心动念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目的是防范恶行，促进善行，让人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有法度可循，最终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境界。佛教是非常注重戒律的，强调“以戒为师”。可以说，佛教能流传至今，与尊重戒律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佛法与现代法律虽不同，但佛教思想对法律变革有积极的影响。

我在澳大利亚的弘法实践

1994年10月，我因为与澳大利亚悉尼华藏寺藏慧法师的因缘，在藏慧法师的邀请之下，去到了澳大利亚。在这个西方社会，我一边刻苦学习英文，一边根据西方文化的需要，将佛法积极融入澳洲的社会，我先后在新南威尔斯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雪梨大学（Sydney University）、麦觉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等担任佛学授课法师。 2000年应澳大利亚奥委会的邀请，代表佛教参加了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佛教为奥运会服务弘法的活动”。2006年5月，我接受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邀请，在悉尼Parramatta警察总部担任“宗教顾问（Buddhist police chaplain）一职。在授衔仪式上,有来自悉尼总部的警务处长及200多位警官出席，这标志着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特别是西方社会，佛教的信仰又更深入了、佛教的发展又迈向了更上一层，而“僧人”走进警察局，配有警服，在警察局任职，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亦是第一人。我的警服上特意装饰有法轮标志，显示其佛教身份。我发挥长项，通过静坐及心理治疗等服务，为警察及警局工作人员等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理咨询与辅导。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警察总部，同时无定时访问不同的下属警局，主要工作范围职责是，直接指导具有佛教信仰或感兴趣的警察和警局工作人员，将佛法融入日常工作中。我设立了佛教心理学，佛教禅修静坐班等课程，讲授通过静坐调整身心，解压情绪，放下工作压力与调整心里意念，使情绪得到舒解，心情得到平稳。特别是通过佛法正信知见，慈悲济世，关怀众生，导人向善的内涵。 “警察”们的日常工作挑战性是很大的，恐怖事件随时发生，他们的精神也时时处在高压状态，所以，澳大利亚警方期望通过宗教的思想，特别是佛教的慈悲智慧与人人平等的思想，能给社会带来和谐与安宁。早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际，我就曾作为佛教法师代表,进驻奥运会运动员村，成为历史上首次在奥运村里常驻的宗教服务人员。我以自己的个人学佛经历、心得体会与学识，利用佛教静坐和佛教心理学等，为运动员选手进行宗教服务。我通过环境布置、心理暗示等帮助运动员克服临战前夕的紧张情绪；还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运动员心结，帮助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被许多运动员称为“心理按摩师”。静坐和心理治疗，不失为在西方弘法利生的方便。曾经有人问我，你是警察还是和尚，我回答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我发现，静坐对身心的恢复与训练很有帮助，可以提高对任务的反应、判断、处理能力等等。尤其在西方社会，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身心方面的调整与健康是他们追求的第一指标，而心理治疗，则是通过种种方法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心理问题，帮助有心理障碍乃至疾病的人们解脱烦恼痛苦束缚，也可以帮助人更好的体验生活、完善自己，所以，这是一项济苦救难的崇高事业，属于布施中的无畏布施，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我还受请参加一线工作，诸如列车出轨、重大交通事故等事件，亲临现场，协助救援工作人员及伤者。我也参加了总局有关“防恐怖及反恐、突袭等课程的训练”。相信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我这样的身影出现，一定会让警察感到镇定和鼓舞。除此以外，我还担任悉尼康克医院（Concord Hospital）的宗教辅导师，每星期五固定会到该医院关怀那些孤寡老幼病残等病人，用佛法甘露清凉他们身心的痛苦，使他们觉知生命的痛苦与人生的无常，从而在心灵上种下佛法的解脱之因。佛教在澳洲现在发展的非常快，也可以说现在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宗教，增长率排第一。奇怪的是，很多中国移民去澳洲的，反而信基督教，而很多本土西方人却对佛教的教义、理论，非常认可，非常有兴趣。所以，佛教在澳洲本土发展非常快。但是，海外弘法有三大难点：语言、资金、人才。首先是语言关。我刚开始到澳洲时，讲普通话的人非常少，都是讲广东话，如果早期你不会广东话，你绝对买不到东西，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只要你去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都会讲普通话。但是你如果要向外国人弘法，你就必须会说英语。其次是资金问题。我们一般人认为国外的经济好，实际上现在他们并不比我们中国好多少，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比不上我们。由于总人口少，信众的人数少，所能接受的供养也相对较少。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一些活动难以开展。再就是人才匮乏问题。在欧洲、美洲、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国家，汉传佛教体系的法师很少有本地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去的，从这方面就可以看出，海外的弘法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上述这些问题是我们海外弘法所面临的挑战，但从另外一方面看，也是提供机会给我们种福田，我们解决问题的每一步都是修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佛法在海外日益兴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