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见证文明交融互鉴的千年历史

（李嶷 作者为中国宗教杂志社编审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6期）

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梦金人”，故遣使西行求法。途中在大月支（位于今中亚地区）遇到在当地游化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见佛像、佛经，邀其赴中土弘法。永平十年（67），汉使梵僧以白马驮佛经、佛像至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和“白马驮经”的故事。

汉明帝对天竺高僧甚加礼遇，先是将他们安置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永平十一年（68），敕令“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是为白马寺。（南朝梁·慧皎：《高僧传》）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启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交融互鉴的历史大幕。此后佛教在中国传播最初的200年间，几乎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白马寺见证了佛教传入、发展并不断中国化的历程，见证了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诠释着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开放。

洛阳白马寺

一、佛教西来  白马驻足

东汉洛阳的白马寺中，梵音汉韵的文明对话徐徐展开。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座寺庙。汉明帝为翼助摄摩腾、竺法兰译经、供佛、弘法，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兴立“僧院”，其形制仿照天竺的模式。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洛阳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以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袭，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目前关于东汉洛阳白马寺最早的记载，从中可见佛教初传中土时，寺院形制还是按照天竺传统，以佛塔为主体、以塔为中心的模式，僧人活动主要围绕佛塔而开展。而得名“白马寺”，当然是脱衍于白马驮经以及高僧初止于鸿胪寺的因缘。此后，历代中国的僧院都沿袭“寺”这一定名，从此中华文化古老的殿堂里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符号、佛教僧人修行之处——寺。

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由官方设立的佛教译经道场。白马寺的创建，本身就有作为译经道场的功能。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绝大多数都是在洛阳完成的，而白马寺则是最主要的译经道场。现今白马寺的清凉台，相传即是摄摩腾和竺法兰存放佛经以及译经、弘法的地方。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即完成于白马寺。这部经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已见记录。据慧皎《高僧传》记载，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五部佛经，后来“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只有这部白马驮来的、由42个短小段落组成的《四十二章经》一直流传下来，“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在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高僧来到洛阳译经、释经，其中来自西域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最为著名、最有成就的。他们长期居住在白马寺从事佛经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在白马寺建成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里，共有192部、395卷佛经在白马寺译出。很多译出的佛经在北魏时依旧保存并广受尊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寺（白马寺）上经函至今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俗道礼敬之，如仰真容。”可见白马寺译经的重要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土人士在白马寺受教于高僧，并参与译经工作。其中著名的有严佛调，他受教于安世高，是最早参与译经的助手之一，后来更是自翻佛经，并撰写《沙弥十慧章句》一书，是为中土注疏佛经之始。（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

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传戒道场。曹魏嘉平二年（250），天竺高僧昙柯迦罗到洛阳。他见到当时戒律未行，道仪权充，因此在白马寺译出汉文戒律《僧祇戒心》一卷，此为中国佛教戒律之始。西域僧人昙谛于曹魏正元二年（255）在白马寺译出规范僧团生活的《昙无德羯磨》一卷，至此戒律和僧团章程方才齐备。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依羯磨而受戒，“出家学道为沙门”，（《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放光经记》）此为中国授戒度僧之始，朱士行则被视作第一位受戒的汉地比丘。

佛像的出现、佛经的翻译以及中土出家人团体的诞生，随着佛法僧“三宝”的具足，佛教与中国文化逐渐融合，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也就此展开。白马寺与中国佛教众多“第一”紧密联系在一起，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

二、穿越千年  融入中华

白马寺存续发展的近两千年历史，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白马寺兴衰起伏与时代密切相关。从东汉创始之日起，洛阳作为佛教首传之地，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古刹，就担当着佛教弘法中心、译经道场的责任，在早期中国佛教向四方传播、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自北魏以降，白马寺就一直是北朝佛教的一个中心。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近５个世纪的发展，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在隋唐时期，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白马寺也发展到鼎盛时期。唐垂拱元年（685），白马寺得到扩建，规模宏大，山门几至洛河北岸，寺僧达三千余人。此时不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思想，更是开衍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并逐渐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宋元时期是白马寺平稳发展的时期。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敕修白马寺，翰林学士苏易简奉敕撰写的《重修西京白马寺记》云：“远含甸服之风光，无殊日域；旁映洛阳之城阙，更类天宫。”可见重修后的白马寺辉煌壮丽、神圣庄严的胜景。北宋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追赐摄摩腾为“启道圆通大师”、竺法兰为“开教总持大师”，以彰其译经、弘法之功。元世祖曾下诏整修白马寺，元代皇帝还封白马寺住持为“释源宗主”。至明清时期，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重修，由此奠定了白马寺整体的规模和布局。

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沧桑巨变，白马寺迎来了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白马寺多次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先后三次对白马寺进行修缮。1961年，白马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历史的变迁，白马寺最初的模样早已踪迹难寻。但是白马寺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变化。据白马寺僧人介绍，近些年来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现今白马寺的位置就是东汉时期白马寺的位置。走进白马寺，苍翠掩映、松风云影下的古刹格外清凉幽静。现今的白马寺总面积６万平方米左右，主体建筑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包括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毗卢阁），两侧则有钟鼓楼、六祖殿、玉佛殿、卧佛殿、藏经阁、腾兰墓等。白马寺东南有“齐云塔”，始建于唐，复建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为密檐式舍利砖塔，雄伟壮丽。与东汉最初的“以塔为中心”的寺庙格局不同，白马寺现存建筑以明清建筑为主，采用的是合院式布局，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延伸，两侧对称布置辅助建筑，前低后高，错落有致，布局规整，建筑古朴，表现出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韵味，体现了中国古建筑重视礼制的传统。

白马寺清凉台上的毗卢阁

不同殿宇中供奉不同时期的造像，其中尤以大雄殿供奉的元代干漆夹苎造像最为著名。这一组造像包括三世佛、二护法天将、十八罗汉像，造型秀丽、制作精美、色彩艳丽，堪称干漆夹苎造像的杰作。寺内保存了历代碑刻40余方，是研究白马寺历史沿革和碑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元代住持文才撰、相传为赵孟頫书刻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记述了佛教源流和白马寺的兴建始末，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而在白马寺山门东西两侧的院内，有建于明代的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坟茔，“腾兰墓”成为明代“白马寺六景”之一。这种高僧葬于寺内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生动反映了后人对这两位天竺高僧深深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三、包容开放  面向未来

站在这被屡次毁坏却又被重建起来的“中国第一古刹”之前，人们不禁心生感慨，在东汉那个以儒学立国的时代，白马寺却奇迹般地在古都洛阳为外来的佛教赢得一席之地，这是何等奇特的因缘。

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特点，成就了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实际上，不仅是佛教，众多外来宗教也是在这一时期从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隋唐时期，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宗教聂斯托利派）等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国，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鉴更加频繁，而中华文明也因兼收并蓄而历久弥新。

白马寺见证了佛教传入、发展并不断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从佛像、佛经文本的传入，到各种佛经建于白马寺国际佛殿区的缅甸佛塔苑的翻译、授戒度僧制度的建立，再到佛教思想的成熟与佛教宗派的建立，古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深入融合，逐渐演变为中国佛教。这一过程不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也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特点。在白马寺西侧的国际佛殿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泰国风格、缅甸风格、印度风格的佛殿。纵观世界，白马寺是唯一一座兼容中、泰、缅、印四国佛殿风格的寺院，生动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更是对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新诠释。

建于白马寺国际佛殿区的缅甸佛塔苑

千百年来，白马寺形成了许多极富寓意的文化符号，“马寺钟声”在明代即为“洛阳八景”之一。每逢新旧交岁或者重大节庆之时，白马寺住持都会亲自撞钟，为国家和大众祈福。沿袭日久，遂为历代文人咏叹礼赞的一大胜景，并逐渐延续至今，在新年辞旧迎新的时候，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游客参加这个仪式。

白马寺的僧人表示，白马寺的历史，是佛教不断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不断交融互鉴的历史。白马寺要继承优良传统，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全面梳理白马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开展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持续做好佛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文章，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在新时期，白马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佛教，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时俱进，服务社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两千年前，古丝绸之路上求法使者和游化高僧的不期而遇，促成了世界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两千年后，白马寺正以崭新的面貌，赓续千年的传统，彰显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