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盛行的原因与影响佛学文化

2015-07-01    来源:禅风网精选    

“禅宗的发展,则简直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它不仅解构、革新了数百年构筑起来的中国佛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革新了数千年构筑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

  禅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在中国能够蔚然成为一个最大的佛教宗派,并传承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的来说,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随着隋唐时期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的相继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建设的完成和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前四宗致力于经论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体系庞大,论证繁琐,思想严密,侧重知,属于经院哲学的产物。其中三论宗、唯识宗,分别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天台宗、华严宗为中土特色的宗派,其最高境界是理、智上的至为圆融,功效上的至为顿速。后四宗致力于行,侧重于功效,除律宗外的三宗都号称能一生成办。律宗以严格而灵活地持守、传授复杂的戒法(行为规范)为其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教的宗教生活状况和行为要求,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应,辅以复杂的仪轨为其特征,代表了印度的晚期佛教,此两宗都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主要指汉族地区);而禅宗、净土宗以简易、快捷著称,普适众机。尤其是禅宗,广泛吸取了唯识宗、三论宗唯识无境、一切皆空的理论,天台宗“空假中三谛”、“一念三千”和华严宗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圆顿理论,并统一于自宗特有的明心见性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正是禅宗这种理论上的“至圆”(至玄)、修行方法上的“至简”(至易)、修证特色上的“至顿”,强调知行合一,自修自悟,适应了当时时代的思潮和国人的心性,是它得以在唐宋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它在宋代后走向式微的重要因素。
 
  2、禅宗源出于山林,禅修苦行,颇具神秘性;同时它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农禅并举,经济上自给自足,弘法上顺应民众,说法通俗,贴近生活。这种强烈的出世性与积极入世态度的有机结合,使它得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3、比较其它宗派,禅宗最讲法统,衣钵(法卷)传承不断,加上百丈怀海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天下风行。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这是禅宗至少从名义上和形式上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总之,禅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制度上、生活上,都实现了佛教彻底的中国化。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具汉传佛教特色的佛教宗派。
 
  关于禅宗的影响,如我前面所说:“禅宗的发展,则简直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它不仅解构、革新了数百年构筑起来的中国佛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革新了数千年构筑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文化学来说,我国的儒家、法家和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属于以建构为主的思想体系,道家和佛教的三论宗、禅宗等属于以解构为主的思想体系,这两种体系缺一不可。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上层建筑的建构,但时移势易,积久生弊,就不能不进行解构;但若一味的解构就会走向虚无,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于是就需要重新建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前进的。禅宗正是一种彻底的“解构”文化,以“破”为特征,那些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内而迷妄、虚伪、执着,外而机械、教条、形式,包括语言、文字、概念,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在破斥之列。只有如此彻底的破,众生本具的、永恒不变的、真善美的自性清净心才能显现,众生也才能获得解脱、自由和真正的快乐,用三论宗的话说,就是“破邪显正”,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不破不立”。这虽然主要是就人的内心而言,但人类一切上层建筑什么不是人心所建呢?而从上层建筑来说,仅有“破”而没有“立”,那就会走向虚无、混乱,是很危险的。所以说,禅宗发动了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并不过分。
 
  因此,禅宗盛行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极为广泛的。下面我仅从它对中国佛教内部和佛教外部两大方面分析它的影响。从教内来说,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禅宗紧紧围绕“佛是觉义”,佛法的核心是般若这一中心,将三藏十二部经典、八万四千法门,全部纳入众生现前介尔一念,落实于日常心行之中;将法力无边的“天上”佛陀重新接回到现实人间,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使他成为指导、激励人们修行解脱的众生的榜样(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始佛教的精神);将神秘、高深、繁琐的佛法简化为日常生活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追求真善美的普适法则。它成为我们今天提倡的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源泉。
 
  2、百丈怀海创建的丛林制度,构筑了中国佛教清规与戒律并行的制度体系;禅僧亟亟于了生死,求实证,重参学,朴实无华、刻苦修行的精神,曾形成汉传佛教特有的道风;禅僧乐处山林,奔走江湖,广建丛林,使佛教深入农村。“天下名山僧建多”,禅宗于此贡献良多。由此可见,禅宗也不光是破,也立了不少呢!
 
  3、禅宗轻视戒、忽视教的传统,随着禅宗的盛行,给整个汉传佛教生态以极大的破坏。三论宗、唯识宗少人问津,天台宗、华严宗仅存余续,律宗与密宗名存实亡,这种情况与禅宗盛行实有密切的关系。后期禅宗过于偏重慧,强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强调不历阶次的顿悟,使整个汉传佛教的修学次第至今也无法建立起来。禅宗重自性、重现实、重圆融、重简易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对人生的态度。教界中上层长期弥漫着一种谈玄说妙、不务实修的虚浮之风,和游戏世间、左右逢源的人生态度;基层信众由于缺乏教理的指导,不是盲目追求“至简”(至易)、“至顿”的了生死,就是沉湎于儒释道三教不分、神佛不分的民俗信仰活动之中。这从一个侧面成全了主张他力横超、简便易行的净土宗的发展,以及经忏佛事的盛行。
 
  4、惠能以后,由于片面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将顿悟见性作为成佛的唯一途径,使佛教思想与修行日趋简单化。僧人不学无术,素质急剧下降,由历代高僧西行求法、或译或著凝结而成的万卷佛典,多束之高阁(藏经阁),几成摆设;僧人放浪形骸、游走市井、喝酒啖肉、破戒犯法等等记载,充斥于社会各种文献、小说中,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界的形象。正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在《论祖师禅》中说的那样:
 
  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骛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见《中国禅学》第1卷)
 
  史言“清谈误国”,我谓“狂禅误教”!常言道“旁观者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一些精辟的分析。如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说:
 
  在信仰中没有了崇拜与模仿对象,信仰的情感就会无所依附而缺乏方向;在宗教中没有了义理与信条,宗教的思想就不会清晰而有条理;在修行中没有了规矩与纪律,宗教的生活就会无法维持而导致自由放纵。宗教收拾的是散乱的人心,它仿佛木桶需要一道桶箍才能把片片木头会聚起来,盛起那一桶很容易四溢的水,可是“佛法僧”三宝都被当作无须崇敬的“干屎橛”、“拭疣纸”,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凝聚信仰者的人心?一旦“非心非佛”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连“心”也不须维系的地步,那么,“信”也就随之而去,南宗禅最终走上这种宗教性自我瓦解的历程,是它们的理路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信仰无处附着而成了来自个人的随意感受,就形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这种感受破坏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权威与“宗教中心主义”的权威,因人而异的感受和体验树立了个人的自主性,使人有可能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与体验瓦解了理智与道德的规范,随心所欲的感受一旦冲破规范的界限,自然适意就有可能变成自由放纵,从而导致“狂禅”之风的泛滥。
 
  从佛教外部来说,禅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禅宗,就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佛教宗派。反过来,佛教和禅宗又大大深化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促成了中国宗教体系的建立。如果说以道来释儒形成了魏晋第一轮的玄学之风,那么以禅阐教(佛教)、阐道(老庄)、阐儒,则形成了从唐末至宋第二轮的玄学之风,它直接影响到儒学由外而内的转向,即从重视外在的人伦纲常的论证、维护,转向重视心性的本体论的研究,大讲起天理人欲,良知良能,甚至引入了禅宗的坐禅方式,由此形成了新儒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学也由此完成了走向儒教的蜕变。同时,受禅宗的启发,道教从唐代开始,也由过去偏重符箓咒术、黄白外丹术的研究,逐渐转向重视内在的清修无为和重玄学,以及强调道性清净、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宋末的王重阳更是援禅入道创立了全真派,并参照禅林制度建立了道教的丛林制度。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外佛而内儒道,那么儒教则是外儒而内禅道,道教全真派则是外道而内禅儒。禅宗犹如一付催化剂,促成了儒释道三教的深度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唱儒释道三教一致之说不绝于耳。
 
  2、禅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禅文化,同时,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自性说”、“顿悟说”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深刻影响了王维一派的文人画以及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对意境论、妙悟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与书法理论的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禅宗思想和禅诗的流行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歌创作,使之深深浸润了禅家空灵、脱俗,“超乎象外,不落言诠”的意境,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蔚然成风;禅宗公案、语录的大量刊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词汇和语言艺术,对后世俗文学的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禅宗融儒释道于一体、即世而出世的特点,深受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他们用以纾解内心的矛盾、紧张,追求完全心灵化的内在自觉与彻底无功利的超越,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近禅、逃禅,钻研“文字禅”,说上几句“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利和时尚。我有时感到,禅宗真是中国文人的“宗教”。近代以来关于禅、禅宗和禅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就特别多,我估计它已大大超过研究有关佛教(禅宗除外)的文章和书籍。
 
  顺便指出,社会上许多人钟情禅宗,留连其中,本是一种信仰自由,也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有些人既没有脚踏实地的修证,又没有刻苦深入的研究,自出胸臆地胡乱解“禅”,把什么都说成是禅,认识肤浅庸俗,误人误己,令人堪忧;尤其是某些人有时竟忘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往往抓住某些禅宗公案,或某些禅师称性而谈的只言片语,竟以禅来取代整体佛教,甚至以之作为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目的的法宝,干扰佛教界的自身建设!我们对此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3、鉴于禅宗长期深入民间,又有众多文人的偏爱,它对中国广大民众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民风民俗,都应有广泛的影响。例如茶文化就与禅宗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禅宗对革命领袖毛泽东是有影响的。有资料记载,毛泽东对佛学经典的研读下过一番苦功,特别是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研读过,其中《六祖坛经》就读过多次。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中说:“我不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的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毛泽东在一次广东省的常委会上,他问在座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广州在唐代时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惠能,他是一个大老粗,没文化,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向六祖学习”;他还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惠能时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人民的翻身解放,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致力于实现平等、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思想的解放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革命“觉悟”)就特别重要。他晚年更极端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要斗私批修”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形成,与这种思想倾向不无关系。若再联系到毛泽东对惠能及其《坛经》的高度评价,我们很难排除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深层的心性与文化的联系!
 
  4、禅宗的盛行,不仅在宗门内滋生了许多的狂禅、“野狐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外民间宗教的滋生。由于宋代以后三教一致、三教合一之说盛行,使佛教丧失了宗教竞争意识,暮气沉沉;禅宗理论上的过于玄,修行方法上的过于简,衰微之后的过于俗,僧人素质低下,教法不昌,戒规松弛,使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严重下降;佛教教团组织涣散,许多名山古刹沦为子孙庙、香火庙,往往内部争名夺利,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各种佛教结社组织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这些都是滋生各种民间宗教、会道门乃至邪教的温床,是促成民众归依或误投于这些教门的重要因素。翻开我国民间宗教史就不难发现,正是宋代以后,我国各种会道门层出不穷,当国衰或逢大的天灾人祸之际,这种情况尤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会道门传法的秘诀恰恰是颇有禅味的八个字“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值得我们深思!(陈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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