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皇帝菩萨”梁武帝的功与过 | 禅风专访禅风专访

2018-05-28    来源:禅风网    

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教授。

    编者按: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记者:历史上对身为帝王的梁武帝在全国大力推崇佛教,学术界有许多争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曾文教授:中国佛教在传播发展中,以皇帝为主的中央集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央朝廷、各地军政官员的支持佛教很难发展。

    所以,东晋道安法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朝廷和官员是重要的外护,另一个是儒者,包括士大夫和不在官位的儒者。当然佛教的基础还是广大的信众。

    在中国历史上,像梁武帝这样在最高的执政位,花那么大气力来推广、研究佛教,对中国佛教影响之大没有第二个。对于梁武帝本人,应该客观去评价。

    南朝齐国后期,皇帝昏庸,被一些权臣所左右政治,国家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作为齐国将士的梁武帝,从湖北襄阳起兵,一举推翻了齐国王朝,建立了梁。

    梁武帝即位后,连续四十年国家安定,他对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南朝时期,梁国的佛教发展最为繁盛。到了梁武帝晚年,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处置国事不当、“侯景之乱”等,加速了梁的灭亡。

    而从整体来看,梁武帝在南北朝时期,应该是一个可以正面肯定的帝王。过去,因为他信奉佛教,他被贬得很低,今天恐怕要正确来看待。

    梁武帝本身是儒者,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他曾经还信奉道教。即位以后,梁武帝下诏令带动大家信奉佛教,不信道教。这件事影响了很多大臣、地方有权势的家族也皈依佛教,或对佛教更加亲近。他本人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因为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对道教也有研究,所以他研究佛教有别人所没有的积累或长处。

    对比一下当时流行的佛法,梁武帝首先选择的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代表,他看重两大思想体系,一个是般若经典的“诸法皆空”,即一切皆空和其中包含的中道思想;第二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即《涅槃经》、涅槃佛性思想。

    所以,梁武帝一生中提倡大乘佛法,特别提倡大小品《般若经》,推崇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他还下诏令,召集很多人来进行研究;他本人也讲《摩诃般若经》,当时有上万人来听。他不仅讲《般若经》,而且加以注释。

    他提倡的另外一个是《涅槃经》,北凉昙无谶翻译的三十多卷。这部经传到南方后,又重新加以改编,叫南本《涅槃经》。他认为《涅槃经》里讲的是一切成佛。成佛是很重要的,但你必须有般若智慧,认识诸法皆空和中道的道理。

    所以,他把两部经结合起来提倡。这整体地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后来,到隋唐时代,各个宗派的成立,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八大宗派,无一不提倡般若和涅槃。

    因为,般若讲的是思想,是方法论;涅槃讲佛性,讲的是解脱的基础,觉悟的内在原因——有佛性。人生来不仅是人,一切众生,生来就有佛一样的本性,都能成佛。

    因为梁武帝的提倡,这么多人的参加,整个南朝的著名佛教学者,不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一代代传下去了,影响很大。

    他的弟子们、影响的人们,以及他的作品,都影响到后代。所以,后来的隋唐八大宗派、大乘经典的两大理论基础,应该说从梁武帝时代就奠定了——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涅槃佛性论。

    另外,梁武帝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受儒家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底蕴,他认为佛性,就是神明。什么叫神明?中国古代讲一个是神灵,一个是灵魂。他理解佛性就是人生来就有的灵魂,就是精神。

    他说这个“灵魂”有体,有应,有本体清净的部分,这是不改变的。另外,也有现象的部分、作用的部分,这是有生有灭的,有污染和不染的。他认为,人之所以修行以后能够成佛,就是因为通过修行控制你的“应”,使你受污染的心性、思想的部分断除了,让你本体的清净佛性得到发扬显现,这就成佛。

    所以,梁武帝写《立神明成佛义记》,还找了个大臣做注释,叫沈绩。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来解释梁武帝这个成佛义记。这里讲:“应有兴废,体无生灭。”这就是符合佛教佛性的看法。因为佛性被认为是永久永存的,非古非今非里非外,意思就是事物的本体和本源。

    所以,当时有人归纳,南朝对佛性的见解中,大概有十一家不同说法,最重要的有三家,一个认为“理”是佛性,比如竺道生;一个认为心、神明是佛性,以梁武帝为代表;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梁武帝对佛教发展更大的一个影响是,自他以后规定僧人不准吃酒不准吃肉,必须食素。以前的戒律,唐代以后特别推崇《四分律》,南朝时则推崇《十诵律》,北方是《摩诃僧祇律》,还有江淮一带的《四分律》。按照印度的说法,有的僧人不是绝对的素食。不杀,那是一定要持的戒。但是,肉吃不吃呢?要看情况,有三种净肉或五种净肉可以吃。

    什么叫净肉?不是我杀的,也不是我叫人杀的,我也没有看着杀的是净肉;或者野兽自己死的,比如山里野兽争斗死了、撞死了的,这种肉可以吃。释伽牟尼佛化缘,也是别人给什么就吃什么。

    后来,大乘经里的《大涅槃经》、《梵网经》提出不吃肉的问题。所以,梁武帝根据这个下令,不许僧人吃肉。这个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佛教,跟南传佛教不一样。这是戒规方面,梁武帝是很有影响的。

    梁武帝还主持修编了很多东西,他本人的著作也有一些。比如,他有一篇《净业赋》,虽然写的是赋,文字是古文字,但内容人人都能接受,很清楚明白。

    他说的是我怎么起兵的、为什么起兵、我坚持吃素、我不过夫妻生活、仁爱不杀等;他还提了怎么修行,要控制自己的感官精神,不接触引起欲望的东西,使心静下来,达到心的净化,就达到解脱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鸡鸣寺的历史地位?您对现在江苏尼众佛学院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杨曾文教授:从历史上讲,鸡鸣寺最早不这样叫,而是叫同泰寺。梁武帝时期这个地方建同泰寺,相当于国家寺院。再加上梁武帝在这里前后出家四次,自称为“三宝之奴”。大臣们觉得没皇帝哪行啊,就“施舍”给庙里很多钱,把皇帝赎出来。他每次出家一阵子,然后再出来。这样的话,同泰寺的地位在当时是很高的。

    但是,在侯景之乱以后很长时间里,同泰寺几乎荒废了。到了明初,才建了鸡鸣寺。后来也是又荒废又重修。大概最后一次就是开放以后,鸡鸣寺又恢复起来,到莲华法师应该是第二代住持。

    开放以后,鸡鸣寺发展很快。我跟莲华法师是本世纪初认识的,在全国来说,作为一个尼众住持的寺院,鸡鸣寺办的不错,有声有色。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以前,国家宗教局、旅游局提出的“文明烧香”,她比较想推行。当时为了不烧香或者少烧香这个事,附近卖香火的跟她不依不饶,她的压力很大。但上次我见到现在基本解决了。这就说明她是很注意这方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莲华法师很注重戒律和学习。鸡鸣寺原本的佛学院是作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寺分院的一个女众部,后来发展逐渐有了研究高级班。2016年左右,这里正式成为一个江苏省尼众佛学院。据我来看,这个佛学院很大,因为它在南京里办得不错,我刚刚看了一下介绍,她聘请了一些学者来担任教员,达到六十多个了,好多还是专门的。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要越办越好,

    因为,从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出家的男众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以后会怎么样还得看情况;女众相对来说要多得多。这从台湾可以看出来,台湾有的寺院,女众三、四倍于男众。

    现在,女众出家也是有需求的,得安排一个地方,还得提高她的文化素质。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一般女性的文化素养不如男性,特别是农村地区,优先男性上学,女性要照顾家里。现在莲华法师就看重这个,加强女众都教育。所以,这个江苏女众佛学院,我认为办得好。

    而且虽然办了不到十年,现在看来很有成果,一步一个脚印,培养出了一些德才兼备的、能够从事弘法教学管理的人才,这是很可贵的。有的据说还考上了北京一些学校的硕士博士生,这是好事,对于我这个学者来说,希望那里越办越好。

    在佛学院的简章中我考虑这么几条。一个是很注意跟现代全国性的,特别是高等的佛教教育接轨,不满足于现状有不断改进,这点很可贵。而且,还跟普通的大学院校接轨。因为有很多学者参与,这个接轨会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教学也好、用的教材也好、教研方法也好,这个是很可贵的。

    第二个,很注意跟学界的良性互动,借助学界的力量。既是独立的佛学院,又借助学术界界的力量来办教育、办研究。特别是现在成立了一个同泰佛学研究所,加强研究。所以,培养人才也好,教学提高也好,或者通过研讨会跟学界联合去发展佛教佛学研究,我觉得这都很好。

    第三个,现在大家知道都提倡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还不够,更具体地来说,要坚持中国化的道路,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变化,那么你也要适应。我觉得莲华法师这方面做的很好,这就是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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