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鸡鸣寺在佛教历史上有怎样特殊的地位 | 禅风专访禅风专访

2018-05-28    来源:禅风网    

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鉴真图书馆馆长赖永海。

编者按: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鉴真图书馆馆长赖永海,以下为采访全文。

    记者:鸡鸣寺在南朝佛教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是怎样的?

    赖永海教授:南朝是佛教比较兴盛的一个时期,南朝佛教最集中的就是在金陵。所以,金陵应该说是南朝佛教的一个中心,甚至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佛教、佛教研究的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鸡鸣寺曾经有首刹之称,这也说明它当时在整个佛教界影响是很大的。

    有一段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梁武帝跟鸡鸣寺也即同泰寺的关系,他几次舍身鸡鸣寺。鸡鸣寺在整个佛教发展中应该是地位很重要的。梁武帝在佛教这方面是有划时代影响的。包括梁皇宝忏、《断酒肉文》,一直到现在,还是按照梁武帝当时的规定。因为,在所有的佛教系统当中真正断酒肉的,可能是汉传佛教现在还比较严格遵守,这个跟梁武帝是有很大关系的。像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有自己的规定。

    但是,我们这次讨论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义学。因为历史上有个说法“南义北禅”。南朝的佛教义学是最发达的,而佛教义学在金陵佛学中也是重中之重,包括像梁武帝也做了很大贡献,历史地位很高。

    梁武帝在义学方面实际上贡献很大。比如他提出了“真神论”,有一个基本观点是:真神不断,所以成佛之理皎然。为什么人能成佛呢?就是因为人的真神不断。这个“真神不断”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中国传统宗教、本土宗教那个灵魂不灭的说法。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印度佛教的那种佛性理论本土化了,用中国传统宗教中的灵魂不灭去解读印度佛教中的佛性,这个跟原来的印度佛教是有很大差别的。

    梁武帝的这个解读比较接地气,中国人能理解他。所以,尽管他这个“真神论”是有一点“走样”的佛性理论,但它对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以及后来的传播发展作用很大,也就是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用很大。

    这个实际上也是佛教义学、佛教理论,特别是佛教的核心理论与本土宗教相融合,成为中国的佛性理论的一个形态。而这种形态和表现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实际上是起很大作用的。

    后来,竺道生把这种理论跟传统的,或者说正统的佛教结合起来,又提出一个更回归到正统印度佛教的核心理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阶段,一种表现形态,一种本土化的形态。但是他也推动了佛教的佛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以是非常有意义。

    这一次讨论义学,金陵佛教义学是很发达的,包括他们都讲到天台宗,智顗大师在这里讲经。尤其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我甚至把他看成对整个中国佛教在义理发展上有里程碑式贡献的人物,他就是竺道生。

    竺道生在金陵待的时间也很长,他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并且都可以顿悟成佛。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佛教佛性理论的一个基石,而佛性理论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很大特点。

    如果跟印度佛教相比,印度佛教比较讲“空”。而中国佛教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跟实际结合,就比较讲“心性”、讲“人性”,或者用佛教的话说是讲“妙有”。“妙有”就是佛性。

    实际上这种佛性理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主导性思想,起到非常大的奠基性作用。后来包括像唐代的天台、华严、禅宗,它们都有一个特点是讲佛性理论。第二个共同点是讲顿悟,比如天台、华严,它们是把顿悟作为一个终极法门。禅宗是完全就主张顿悟了。

    所以,这在理论上或者哲学基础上,为中国佛学、中国佛性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奠基性的作用,对中国的佛教发展,特别是义学的发展、佛教哲学的发展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也是金陵佛教、金陵佛学、金陵佛教义学在整个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记者:您与南京鸡鸣寺有怎样的因缘,有哪些难忘的事?

    赖永海教授:最早的因缘可能从办佛学院开始,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因为鸡鸣寺住持莲华法师她很发心,在人才的培养、推动佛教学术的研究、推动佛教文化的传播等方面,她不但发心,还出了很多的力量,花了很大的气力。所以,鸡鸣寺从最早办佛学院,后来从大专班、本科班、研究生班,十几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并且一直在扩大。

    另外,这里的师资队伍应该是比较好的。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院校都做了一些贡献。因为,这里的研究生答辩,真像是我们做博士答辩。五个导师都是博导,都是南京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的班子成员。这在别的佛教院校可能是很少有的。

    上课也是如此,在鸡鸣寺佛学院教书的大部分是教授、博导,并且都是非常认真的。这是作为有点义工半义工性质的教学。鸡鸣寺跟学术界的这些老师,有比较融洽的关系。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特别在佛教人才培养、研究佛学、传播佛教文化整个的历史意义、社会价值这方面,大家都有比较多的共识。还有一点大家比较认同的是佛教本身确实具有正能量,而我们确实应该把这种正能量揭示出来,把它弘扬出去。

    我最近在写一本佛教争议的书,实际上主要是谈佛教本身,佛教从根本上来讲,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因果律,有因必有果,善因必得善果,善业必得善报。这是说,所有的善报、福报的来源是你的善因。所以种善因、做善业,应该是佛教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

    而注重种善因,从某种意义上就一种“给”。“给”就是一种修行,“给”就是一种种善因,这种“给”实际上是佛教本身固有的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如果把佛教中本来就固有的这种正能量,注重善因,注重善业,注重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那么对整个社会、对自身都是好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怎么去挖掘研究佛教的一些最核心思想、佛教的真精神,以及它对人的道德提升,对社会和谐的构建,它的一种正能量,这可能是学界和教界人合作的一个基础。如果学界不是这么认为的话,双方是走不到一块的。

    而鸡鸣寺这里做的,包括整个课程的设置,包括他们所开展的活动,包括一些社会慈善活动跟教育也是比较相应的。

    记者:您对江苏尼众佛学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赖永海教授:江苏尼众佛学院能够建起来,一个是靠莲华法师发心,另外一个是学界一起参与,再有一点很重要是政界的支持,包括江苏省、市宗教局的大力支持,也包括后来国家宗教局最后批准成立。这应该是众缘和合的一个产物,这本身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佛学院建起来了,然后就是怎么把它办好。而办好佛学院,实际上就是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学僧。因为,僧才培养在某种意义上就决定了佛教发展的趋势或者生命力。赵朴老曾说:“佛教发展第一是人才培养,第二是人才培养,第三还是人才培养。”所以,佛学院怎么样从教材、师资,以及把整个教学过程程序化着手,可能对这些僧才的培养非常重要的一点。

    佛教的人才培养跟社会学校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应该从通识教育入手,包括与专业提升要结合起来,不要走的太偏、太窄。比如说现在的大学都提倡,一二年级的文史哲是整个统一招生,到二年级才区分具体的哲学、文学、历史专业。

    现在这些来读佛学院的学生普遍都有高中以上的学历。高中毕业以后,通识教育非常重要。像现在大学本科的这些课程,对于佛学院初级阶段的学生,实际上应该说是必修课。这个可能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也甚至是不可跨越的。

    所以,不要因为是佛学院,就从一入学开始学习经书。如果学僧古汉语历史知识、哲学基础、古汉语水平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一下子给那么多经书读,他也很难读得懂。所以,要遵循教育的规律,特别是社会学校、社会大学的教育规律,要把他们的知识面尽可能拓宽,基础尽可能扎实,然后再逐步地往专业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可能对培养比较高端、比较有更大发展前景的僧才非常重要。

    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知识面都很广的,像太虚大师对整个儒家思想、对宋明理学都是非常熟悉的。像玄奘大师也是一个全才,儒释道全都通。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儒释道三家,一般到最后都融合到一块,是互通的。如果你对儒家的思想一点都不了解,单独去看中国佛教,可能根本就看不懂。

    中国佛教,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基本上就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如果你对儒家的思想一点都不懂、不了解,那么你对整个佛教本身的思想、特质,就没法去理解。所以,如果真正想懂得佛教,懂得中国佛教,很重要的是要得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

    这也是因为,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展很重要的就是本土化。而这种本土化在相当程度表现为儒学化。像六祖惠能之所以能成为整个中国佛教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把印度佛教跟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人本思想、入世思想,非常好的统一起来。所以,我称他是有向中国化佛教的一个转型,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所以,正是这种革命、这种创造性发展,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佛教两千多年来才经久不衰。现在各级政府非常强调研究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应该紧紧抓住中国化这条主线。因为这也是理解中国佛教,包括怎么去看中国佛教往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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