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有这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 禅风专访_禅风网


佛教中国化有这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 禅风专访禅风专访

2018-05-28    来源:禅风网    

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

编者按: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我们现在强调,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这里讲的佛教文化,一定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人用中华文化、用中国人的智慧来发展的印度佛教文化。那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大概是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到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所以,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化佛教的基本完成。

    从这以后的中国佛教文化,我认为主流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种佛教的思想、学术,我们称之为佛学,这就是成为现在所讲的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佛教中国化大概有三个重要的阶段。

汉魏时期—佛经翻译

    第一个阶段是汉魏,就是两汉之际佛教传到中国的汉魏时期。汉魏时期主要是佛经翻译。

    佛教的传入、发展、传播,是与佛经的翻译、佛教经典的解析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汉魏时期最主要的工作应该说是佛经的翻译。大量的佛教原典被汉译,是用中国语言文字翻译出来。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它用的是汉语,而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你用汉字、汉语在表达的时候,其实就会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容。

    除了名词概念之外,汉语还有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法、文化精神。那么,这一个时期翻译佛经,有一些中国化的表现,特别体现在“儒学化”、“道学化”上。

    所谓“儒学化”体现在翻译佛经中,就是把佛经中的一些名词概念,用儒家经典、儒家的语言、思想来加以表达。这里面有些话就非常地有意思。

    有些翻译的佛经里讲到孝、忠,讲到了怎么做一个天子、怎么治理国家。我记得有一句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就是要以“仁道”治国,这个是儒家所提倡的。当时的译经里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这里面还有用道家语言的。佛教有人称之为哲学的宗教。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哲理,那么,在翻译这些哲学思想的时候,使用了大量道家的语言。


    比方说,用中国传统的“元气”,用道家特别提倡的“无为”“自然”。像大家很熟悉的《般若经》里,讲“五蕴和合”、“五蕴皆自然”,借助于道家哲学的思想观念,讲一切皆本无,所以一切皆自然,表达的意思是“空”。

    那么,这样表达“空”的思想,我们可以体会到,它是借助于道家的语言、道家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这里面也融进了道家思想。

    所以,当时佛教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中国人用儒家、道家的文化去理解它,对其中相异之处会提出批评,有一些排斥。那么,当然也会有佛教信徒站出来护教。


    最早的一部中国人写的护教著作,是牟子所作。牟子这个人物,现在学术界研究有很多探讨他的生平年代,但大致就是汉朝末期三国初期。

    他写的是《理惑论》,现在收录在《弘明集》第一篇。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佛与老子无为志也。”意思是佛与老子最终的志向是一致的,都要实现无为。

    道家的核心概念就是讲“无为”,无为才能实现无不为。那么,当时用“无为”来翻译佛教的“涅槃”。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用带有道家的思想观念去理解佛教。

    当然,这种佛教被认为是“格义佛教”。像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格义佛教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我个人认为,其实从汉代开始的佛经翻译,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格义佛教。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传到中国以后,用中国的文化、概念、思想方法去理解它、诠释它。这个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也有历史贡献。因为,这是帮助人更好地去理解佛教。

    这是初传阶段,佛经翻译、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

    第二个阶段就是魏晋时期,我们知道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进入到了玄学的时期。

    公元240年到公元249年,三国时期魏国的正始年间,玄学之风盛行起来了。这个时期,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表现在它对魏晋玄学的依附,并借助玄学进入到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哲学界。

    在此之前,佛教传到中国来,虽然在中国社会慢慢地传播,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比如僧人出家、剃除须发的这种形式。因为,中国人讲对君王和父母要忠孝,而佛教在外在的形式上表现出差异。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点是“轮回”。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代表作叫《论衡》,这里记载,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观念是人死后会变鬼,甚至鬼会害人。

    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说人会重新投胎为人。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宗教信仰上说有“轮回”,人们才渐渐有了“轮回”的观念。当时叫“更生”,就是重新有一次生命,重新有一次来到人间的生活。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人们对这些方面关注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佛教无论是它的信仰还是哲学,有更丰富的内涵。

    那么,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它虽然是讲的是抽象的一些哲学道理,但是,其实它也是关注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生。

    用我的话来说,其实这也是东汉官方儒学衰败以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发展,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在思考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

    所以,当时的玄学就在探讨有没有一种可能,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人类道德、社会规范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够合法、合理、合道,能够维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谐发展,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样的一种思想是通过哲学的思辨表现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学讨论有无之辨、一多的关系、言意之辨、本与末的关系等等。这些哲学最后归属到世界万物和人,有根本的道。

    那么,这个天道、地道、人道是怎么表达的?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它是通过有无之辨来表达的。

    而通过有无之辩来表达“道”,与佛教哲学,特别是汉魏以来传入的大乘、中观学的思想相似。它也是通过有和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来表达中道实相。

    那么,从哲学的思辨方法上,我们看到两者有共同之处。所以,东晋著名僧人道安讲:“以斯邦人老庄教行”,玄学盛行,佛教也就借助于魏晋玄学,他称之为“因风易行”。“风”就是玄学玄风,借助于这股玄风,佛学也兴盛起来了。

    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佛教依附于玄学,与玄学合流,借助于这个发展起来。等到佛教更多地被中国人了解了以后,就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佛教真正跟中国的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进行交融。当然,这里也有冲突,但是更多的是相互融合。这个时期的发展给魏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南朝时期—学派林立

    第三个阶段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晋室南渡,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朝就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

    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进入了佛教文化的创造阶段。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学派林立的时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一部经,或者某几部经为重点,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

比如说在金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论学派,这为隋唐时期三论宗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祖庭就是现在的南京栖霞寺。

    还有涅槃学派、毗昙学派、俱舍学派等各种学派都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虽然,现在学界讨论,大家认为这可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派,但得到公认的是,这些学派为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奠定了基础。

    从这些学派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僧人,包括一些文人学士,对佛教经典的研读结合了自己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人用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文化。

    所以,佛教文化是在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和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南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东晋时期重要思想家僧肇《肇论》的出现,我把它看作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学的开端。后来是从般若真空学说,到涅槃佛性学说。

    然后到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围绕解脱问题,在思想学术上就围绕着佛性问题、人性问题讨论。这为后来中国佛教把佛性、人性打通,以至于佛性人性不二,开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当然,这个问题是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创立,尤其是像禅宗这样代表性的宗派创立,才真正把这个问题圆融地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朝佛教各个学派的出现,就标志着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中了。

    所以,有很多重要的佛教文化典籍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文化上也有些差异。表现在佛教思想文化上也有一些不同,北方可能更盛行修行方面,南方更重文化的创造。因此,一些重要的佛教文化典籍多是在南方。

    所以,我认为南朝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南朝佛教也是非常重要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