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师为什么被称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 | 禅风专访_禅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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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6    来源:禅风网    

禅风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唐忠毛教授

    编者按:道安大师古北岳恒山弘法纪念论坛于7月8日在河北保定举行。本次活动由保定市佛教协会主办,保定市大佛光寺承办,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保定市十方书画院协办。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唐忠毛教授,以下为专访实录。

 


    记者:您怎么理解道安大师在佛教中国化方面的历史地位?

    唐教授:道安法师出生在东晋常山扶柳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冀州,他出生于当时的一个卫氏望族。12岁之前,他主要接受了中国的私塾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教育。他在12岁的时候出家。

    现在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去理解他,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我们一般是把他看作佛教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知识分子,用中国本土的思想、本土的语境、本土的概念去理解印度佛教。

    所以,他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层面的,佛教中国化的最初肇始者。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惠能大师,我们把惠能大师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真正的完成者。

    我们可以看到佛教进入到中国之后的一个状态。当时主要是两大学派,一个是禅学思潮,一个是般若学。禅学在当时的这个学派主要还是和方术接触的比较密切。因为汉魏时期,佛教在民间传播的系统主要还是借用于方术。

    因为,当时人们熟悉的道教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人们是把佛教看作一种神,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佛教和民间习俗的密切结合。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翻译的经典,但是,人们很难真正的、确切地去领会佛教的义理,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佛教的空性思想、般若思想,这种思维的形式、这种思想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是没有的。

    对于这样一种异质的文化,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要去理解它,或者把这个概念说清楚并传递出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种背景下,道安作为当时的佛教知识分子,他采用的策略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格义”的方法。

    所谓“格义”就是用中国本土的概念,在中国的思想语境下,去解释印度的佛教。他创立的学派本无宗主要是借用了东晋王弼的本无哲学理论,去解释佛教的般若学、佛教的“空”。般若当然这也是一个翻译词,代表佛教的智慧,当然对于“般若”“空性”的理解,其实在当时的思想界要去真正确切的理解是非常难的。

    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以玄学的“无”为一个立足点来理解“空性”这个概念。道安以后,我们经常讲的六家七宗,其实都是对般若学的不同立场的一种理解。所以,他其实也一方面推动般若学在中国兴起,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般若学的分裂,理解意义上的分裂。到了后来僧肇的时候,他基于“中观”“中道”的一个概念去理解般若学,也就对以前的六家七宗做了一次清理。

    当然对于道安大师的这个本无宗,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面有的人认为它其实是更接近性空学。道安大师自己也有一个著作叫做《性空论》。但是,因为他很多著作都遗失了,他作的一些序还是在的。所以,现在再真正去研究道安大师的思想,这也是一个困境,很多原著都丢失了。

    我个人觉得道安大师的历史意义就是用中国本土的概念、本土的思维方式、本土的语境去理解般若学。他开启了佛教中国化在思想层面的先河,所以,一直到后来的儒佛道相互融合碰撞,一直到惠能大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中国化。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维度。一方面,道安大师用“体用”的思维模式去理解般若学,这其实导致了一个中国化的理解方式。其实,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这种理解方式能不能非常准确的符合印度佛教对于般若学理解。另外一方面,从哲学的建构意义上来说,它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把佛教的元素植入到中国人的这种“体用”中来了,它也改变了“体用”的这种思维模式,也就是中国本土的思维模式被佛学化了。这是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中国佛教体用论的这种解释模式是从道安开始的。一直到后来僧肇,汤用彤先生讲:“肇公之学,一言以蔽之,即体即用。”当然,他对体用的内容都做了很大的推进,他跟道安所理解的那个“以本为本”的那种体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之,从一个哲学创造的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建构了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很大的价值。

    所以,道安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从师传上来讲,上承佛图澄,他建立的僧团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也是非常深的,比如说庐山慧远,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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