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恭让专访:人间佛教思想如何推动佛教更好走向社会化
2017-10-30 21:39    来源:禅风网

      编者按:10月28日至29日,“第五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星云文教馆举行。研讨会上,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大会总召集人程恭让教授深入探讨了佛教社会思想理论。禅风网记者对程恭让教授进行专访,以下为精选的专访内容。

程恭让
程恭让教授

      为什么要讨论佛教的社会化议题?

      人类存在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社会性的存在。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或者宗教可以不去思考社会性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个关注当时印度人民生活、社会状况的觉者。他不是一个神仙,不是一个世外高人,他就是一个充满慈悲又充满智慧的关怀众生的智者。在原始佛教的经典里,例如《杂阿含经》里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例如,当时印度婆罗门教有一个基本信仰——相信祭祀万能。所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祭祀活动。这需要牺牲动物,以取悦梵天,以消除罪业。但是,祭祀活动会耗费很高的社会成本;祭祀的目标能否实现也需要思考。因此,释迦牟尼佛发表他的意见,如果祭祀活动不会引起大量动物生命的伤害,也不会导致人力的消耗,那就是合理的。他用这种说法来表达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抗议和反省,这就是佛教的社会关怀。

      又如,印度婆罗门教等级制度森严,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此外,还有卑微地几乎不能算人的“不可接触者”。佛陀针对种姓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有很多思考。他的基本主张是,社会考量一个人,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德性,而不是出身背景。所以,佛教本来就是一个对人的社会性、对社会问题有认真思考的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长久的演化发展。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中儒释道形成了一个分工,儒家掌管现实世界的事务,佛教、道教则到现实生活之外的领域发挥作用。

      在这样一个分工体系下,佛教渐渐地脱离了中心文化,变得底层化、边缘化。边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到深山老林等未开发的地区。一千多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里有时会产生误会,以为佛教的形态就是山林化的存在方式,但其实那是历史上无奈的选择。当我们反思佛陀之后的佛教史时,特别是反思隋唐以后佛教山林化倾向时,现在对于佛教的社会化的考量,就是一个很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此外,如果把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状态,跟中古时期的中国、佛陀时代的印度来比较,全球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人类活动还没到达的地方。所以,如果追求所谓的山林化,真正的山林在哪儿呢?已经没有了。人类文明已经进展到普遍的城市化,然后是普遍的数字化。天上那么多的卫星每天不断扫描地球上的任何一处地方,哪儿还有原生态的自然?佛教一直提倡要非常清楚、理性地面对事实的真相,而人类文明已经发展的高度城市化、现代化。所以在今天,佛教需要发扬社会性,努力推动它社会化的那一面。

      佛教的发展必须面对现实,思考怎样融入社会,怎样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社会参与。这样,佛教才能发挥它正面积极的引导责任,人们也才会从佛教中得到启发,这是佛教的价值所在。

程恭让教授专访:人间佛教思想如何推动佛教更好地走向社会化
研讨会现场
 

   人间佛教思想如何推动佛教走向社会化?

       现在谈到人间佛教,我一直主张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广义的人间佛教,一个是现代人间佛教。引用星云大师的话,佛教就是人间佛教,这是广义的人间佛教,意思是佛教本质上是人间佛教,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佛教本来都有一定人间佛教精神的体现。如果讲到现代,从近现代以来,这一百多年的人间佛教的推动,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人间佛教”,这是一个学术上的考虑。

       如果我们考量现代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向度问题,其实太虚大师在1925年,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佛教的社会化”的口号,已经有明确的佛教社会化的理念。他说:“当今的佛教必须发扬社会化。“

       当他提出佛教社会化这个理论时,一些人有怀疑,认为既然佛教社会化了,那僧团的存在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太虚大师后来又把他的意见表达的更清楚。

       讲佛教社会化,不是要僧团消失掉,也不是要出家团体世俗化,佛教的社会化应有两个要点第一是人间佛教的开展,要坚持僧团独立和自主,在弘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并不因为现代社会发展,或者因为佛教社会化,就忽略或者削弱僧团的作用,这是对太虚大师的理论作一个很重要的澄清。

       第二是,太虚大师讲的佛教社会化更多的是谈到要重视发挥居士、信众或者对佛教文化思想信仰感兴趣的人。这些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有的从事政治,有的从事经济活动,有的从事文化活动,有的从事教育活动。太虚大师讲佛教社会化的第二个含义是要充分发挥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的佛教信徒们的作用,把佛教的思想和信仰带到社会里去、带到文化里去、带到教育里去、带到经济活动里去、带到组织活动里去,这样就是菩萨乘的思想了。所谓菩萨乘的思想,本来就是用佛教的思想来改良社会。

       当时,太虚大师还讲了第三点,僧团要怎么办?他讲到僧团要更加组织化。反映社会化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组织管理更加严密,不像传统的僧团很松散。他认为僧团要更加有严谨和严密的现代组织的形态。总之,太虚大师是坚持佛教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1953年,星云大师在《台湾佛教六年来之趋势》的文章里面谈到,当时台湾地区的佛教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它的出路,其中有一条讲台湾佛教必须社会化。在大师的界定里,佛教社会化的含义就是由山林走入社会,由个人进入家庭。佛教不仅仅是在深山老林的一种修行,更重要的是去影响社会,所以要从山林走向社会。佛教不仅仅是个人的修身养性,而是要通过修身养性,要和家人、朋友、同事要有一些互动,要有一些影响。这是星云大师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很明确提出来的佛教社会化的概念。

       太虚大师当年已经强调了社会化要注意组织化,在这方面星云大师实践得非常透彻。国际佛光会是当今的居士团体和信众团体的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组织。同时,相对于传统来讲、相对于同期其他一些佛教团体来讲,佛光山的僧团有更严密的制度,有统一的信仰。所以,佛光山的僧团也是高度的组织化。居士团体和僧团的高度组织化,都是符合佛教社会化的标志性特点。因为,有了社会化的特点,就不是一个松散的个人,而是一个团体。团体就要有纪律,团体就要有组织。所以,组织化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化的一个标准,也是衡量佛教社会化的一个标准。

       太虚大师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佛教社会化的口号,星云大师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对社会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而且很进行很长时间的实践。

       佛教社会化里最重要的是怎样推动佛教思想真正影响社会,比如影响教育、文化、经济、社会运动等方面。例如,佛光山在全球创办了五所大学,其中在台湾的两所大学——佛光大学和南华大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几十年运作良好的。这可以说是华人佛教团体推动佛教的社会化,推动佛教跟教育结合并影响教育事业的好例子。佛光山不仅创办大学,还创办中学、幼稚园等等。在推动佛教社会化、落实与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来讲,应该说星云大师和佛光山所取得的成就应得到所有人的公认,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程恭让教授专访:人间佛教思想如何推动佛教更好地走向社会化
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人间佛教思想

 

   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从历史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多年,跟中国的本土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所以,佛教跟中国其他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应该说是一起推动了中华文明在古代最辉煌阶段的发展。

       我们应该公正地讲,佛教一方面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的宗教信仰;同时,中国佛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来谈佛教的中国化,有很大的一个学理根据。这个学理根据就是佛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建构性部分,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的部分或者外来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谈当代、谈佛教中国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我个人对佛教中国化的问题有过一些思考,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人间佛教当代的发展、建设方向。在文章里,我曾经谈到“佛法化”、“中国化”和“全球化”是现代人间佛教最重要的这个三大建设方向。

       现在有一部分人观念里对“中国化”这个概念的认识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大家以为中国化就是佛教受中国文化影响,被动地适应中国文化。其实中国化的概念应该从更深的角度去考量。来自印度的佛教跟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在佛教里,我们必须注意区别佛陀的“证法”和“教法”。所谓“证法”,就是佛陀所证悟到的法,那是佛陀自己所体悟到的人生的真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当佛陀说法的时候,也就是所谓“教法”的这个层面上,他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      

       公元前五世纪,印度是在婆罗门教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婆罗门教非常重视神灵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神灵的崇拜。所以,古印度人在古代民族里面,比较早的系统地建立了神灵谱系的文化。释迦牟尼佛是在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天神的文化传统里讲佛法,其实他高度重视人道的价值,高度重视人类的意义、人类修行解脱的意义。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问:佛教到底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甚至有些人脑子里的佛教形象还是神道形象。根本原因就是未能理解"证法”和“教法”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对佛典的解读、对佛教思想的解读,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角度。历史唯物主义跟佛教讲的缘起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从物质、观念、文化、社会、环境来考虑信仰和宗教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才可能对佛陀重视人道的问题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

      如果把佛教进入中国时的两汉之际、或者先秦时期的中国文化,跟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文化相比,就会发现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薄神文而重人文”。而印度则是“重神文而薄人文”,以神的文化为考量点来讨论人类。而中国从上古时期开始,“神文”就不是很发达。我们的祖先们、中华文化最根本的智慧就是一个重视人道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重人文的传统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人理解佛教,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建构性的作用。

       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说,如果把《六祖坛经》跟一部来自印度的经典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印度的经典会讲这个神过来了,那个天神下来了,天龙八部都来了。但是,《六祖坛经》里这些都没有,《六祖坛经》都是清清楚楚地讲人的生活。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世界观、文化传统,跟印度人的文化传统不一样。

       佛陀所证悟到的真理就是人类的价值,人类的苦痛、不自由,和找到人类解脱和幸福的方向。实际上,佛陀所讲的佛法是一个人文宗教的传统。这样一个人文宗教传统跟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正好相符。所以,我们在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下,自然地对佛教的理解就更重视人道,更重视人文。在印度佛教里很少讲人乘,印度佛教都讲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而中国佛教的思想家居然讲人乘,就是因为中华文化重视人、关注人。

       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佛教中国化不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概念:佛教被动适应中国文化。我们要看到,在中华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传统上,恰恰可以让我们看到佛陀的本怀。如果在佛陀时代的文化环境来读佛陀的话,始终很难摆脱婆罗门教神道的那些概念。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不平等伦理和平等伦理的区分。印度佛陀时代的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是一种通过出身来区分等级的一套系统的理论。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一个形上学的理论,是通过观察生活里有男性有女性,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合理的世界,这个世界符合“道”。中国人最高的形上学理论就是从这样一个方式抽象出来的。所以,中国文化有非常朴实的性别平等的理论,很难有真正的性别歧视。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产物,哪里有什么先天性的等级划分呢?所以,中华文化可以说天然地、从根源上来讲就具有一种平等性的精神。

       这种平等性的精神对于我们理解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恰恰可以把婆罗门教的许多不平等的东西在后来佛教文化里面的某些残余的影响给清除掉。所以,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中华文化的平等伦理、平等的价值观,对诠释来自于印度的佛教、理解佛陀的本怀、理解佛陀真正想要表达的真理会很有帮助。

       因此,我觉得要以端正的态度来理解中国化,不要把中国化看成是一个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被动适应;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已故的老一辈学者方立天先生早就提出过,佛教中国化有两大非常杰出的成果:一个是中国的禅宗,一个是现代的人间佛教。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现代人间佛教重视人道、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参与,这样的精神居然是从汉传佛教发展出来的,根据何在?就是因为中华文化有重视人道、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的根本特点。所以,人间佛教里确确实实包含了很重要、很深刻、很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精神。(禅风网记者汤谷、杨湘现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