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如何适应社会发展 广州佛教的案例值得思考

编者按：2018年9月1日至2日，庆祝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禅风网作为本次活动官方网络媒体，对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何方耀教授进行视频专访，了解何方耀教授对广州佛教发展的认识和研究。以下为本次采访内容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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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广州市佛教协会60年来的发展建设？

何方耀教授：60周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日子，60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甲子。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60周年，应该说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对佛教的怀疑、否定，再到恢复，然后再到发展。用佛教的缘起观来讲，“成住坏空”就在这个过程中反映出来了。所以，在60周年之际，庆祝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同时也来反思其中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开拓未来，我觉得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记者：从学术角度，您认为广州佛教走过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何方耀教授：学术研究讲究中立客观，它和信仰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信仰者的研究也很重要。广州佛教到今天应该有1800年历史了，广州市佛教协会这60年算是1800年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广州佛教有它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同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它处在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一个商业社会中。

佛教是从海上传过来的。广州作为一个2000年不衰的东方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它的佛教传播有自己的特色。历史上许多的高僧大德，无论中国和外国的，都会来到广州这个地方弘扬佛法，但都是把这里当成一站，而没有把这里当成目的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僧大德在这里都是匆匆的过客，特别是古代从印度来的高僧。这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第一，各种的流派、众多的大德都在广州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广州佛教对各种流派、各种学说、各种祖师都采取一种开放接受的态度。所以，广州佛教特别没有门户之见，宗派之间一直是和平相处的，甚至对外教也采取一种宽容和通融的态度。这一个特点就导致今天的广州佛教有特别包容、宽容的一个重要传统。

第二，广州作为一个商业港口，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随行就市，什么样的商业好，就会经营什么样的商业，那就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来改变商业的模式。这个其实对佛教也有影响。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港口城市，它要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有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叫“蕃坊”，那里有很多阿拉伯人；还有很多北方来南下的移民，我们可以叫他们新广州人。今天，对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对不断变化的商业社会，佛教要怎样来向他们传播、教育，就要不断地采取创新的方式。所以，广州佛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善于适应社会的变化，根据社会的变化来采取弘法的方式。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创造性，能适应社会变化，用佛教的话说也叫契理契机。

第三，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关所在地，在唐代就设了市舶使，宋代设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是官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地方。对外来的这些僧人，朝廷是很重视的。广州的官府还负有一个使命——寻找、收集外来高僧大德的信息，然后把他们送到都城去弘法。这就是佛教和官府的联系比较密切。同时，因为佛教僧人到印度去求法必须坐船。这不像陆上丝绸之路，它有时候跟商队，有时候自组团队。但是你要从广州过去，必须要坐船，而以前是没有客船的，只有商船。所以，广州佛教界与政府、与商业社会都有联系。政府是要管制佛教的，所以佛教界要处理好秩序的关系，与官府的关系。商业社会有一个自治的特点，自己管理自己，广州佛教也有这个自治精神。所以，广州佛教寺庙大多数是民间筹资兴建的，官府建的寺庙比较少。所以，既同官府有密切关系，又有自治能力，又适应商业社会，这是广州佛教的第三个特点。

但商业社会的发展也由此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出现了很多化外情况与佛教戒律上不和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但他冒充和尚、道士白天去接法事，晚上回家，这个广州话叫“喃么佬”，古代叫“师郎”，这也是广州这个商业社会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一种特点。这对佛教来说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直到解放前，广州都有“喃么佬”。这样一种情形也提醒着广州佛教界要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

所以，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能够适应环境是广州佛教的特点和优点，商业社会以利为中心的侵扰也有一定负面影响。

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这6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是带着怀疑的，佛教对今天的社会还有用吗？科学文化发达之后，佛教就会慢慢的消失？所以，那时候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创造条件促进宗教的消失。到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就彻底否定了宗教。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恢复佛教的道场，这与外交、团结海外华侨华人有关系，因为广东是侨乡。

改革开放深入后，特别是进入了新世纪，才真正认识到佛教有它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价值。因为，人们生活好了，社会物质条件丰富了，人们要追问自己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有老年社会出现了，怎样让这些老年人安详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阶段？没有什么比佛教更具有经验的了。其次，佛教还有它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这一系列的价值都被发现了。一个社会需要有终极关怀，佛教就是这样一种终极关怀最好的形态。

现在，佛教是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佛教也有很多要适应当代社会的地方。能满足当代社会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才能证实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

记者：您认为现代佛门寺院在社会服务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可否举广州佛教的几个代表性案例？

何方耀教授：在这方面，应该说大佛做的就非常不错。广州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曾经大半个广东都叫广州，是交州与广州分治。然后慢慢地，广州不断地缩小，一直到今天的六个区、四个郊县。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过去的乡村佛教向今天的都市佛教转移。应该说，广州市区已经都是都市佛教，那都市佛教的典型代表应该就是大佛寺。它是在广州的城市商业中心和中轴线上。

今天，在社会上如果要让一般不信佛教的人，都觉得佛教寺庙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那佛教必须为社会服务，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甚至解决那些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显现出佛教独特的价值。

现代社会，首先是人们的心理问题。很多人会有困惑，这个困惑不会因为你的学历很高、文化知识水平很高就能解决。比如，大学有很多教授，他的科研成果很多，但是心里很有问题，遇到很多人生的问题。

大佛寺在八年前成立了心灵与生活咨咨询中心。八年来，很多人来这里来解决了他心灵的问题，而且这里都是免费咨询的。现在还有很多要学习传统文化的，这里有夏令营、冬令营、读经班等。读经班不是读佛经，而是读儒家的经典，让大学生、研究生来做兼职的导师。还有，广州大佛寺是最早办图书馆的。办这个图书馆大概是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宗教书籍还被认为是迷信书籍。大佛寺来办图书馆刚开始遇到很多曲折，后来终于被中山图书馆接纳为佛教分馆，把所有的目录纳入它的总目录可以在上面查阅、借阅。这是全国第一个和省级公共图书馆联网的寺庙办的图书馆，这也是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这个服务覆盖面是非常广的。中山大学的许多老师，他们做研究都会在这里查资料。我做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也去那里查过资料，所以，这个这个公共服务也是获得大家认认可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代社会中国越来越走向老年化。人都有生老病死，佛教讲的道理是普天下通行的，人生都是苦的人都是要死的，怎么样让老年人安详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呢？

大佛寺首先成立了一个念佛堂，大概有8000人。这个念佛堂当然主要是老年人来这里念佛。还有一个是临终关怀，临终助念，就是有的人要走了，由法师带领居士去帮他去助念。不信教的人可能会觉得临终助念是迷信，但那些真正得到助念之后的人，走的时候很安详，去世之后尸体是很柔软的。这个现在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临终关怀可以说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让人死的安详有尊严，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叫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善终就是死的安详。真正的临终关怀一定是有信仰的临终关怀。这个大佛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而且覆盖了广州的所有地方。他们配了专门的车，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未来随着老年社会到来，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老年关怀方面，除了大佛寺还有光孝寺，他们准备建一个养老院，还做了一个社工服务中心。对老年人的照顾和临终关怀，只有这种宗教的团体才能真正办好，为什么呢？因为，信徒去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他认为关怀老人是为自己积累功德，他把这看作一种修行，不会觉得这是很繁琐的事情。

这几项社会服务已经说明了寺院在今天社会的存在价值，更不用说它为人们的信仰、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等提供了一些理论上和心理上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广州的这些佛教寺庙已经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开拓性的工作。这也说明了佛教寺庙逐渐从乡村佛教向都市佛教转化的过程中，怎样为都市人提供服务，并让人感受到服务的作用、价值受用了， 佛法在世间才会发展和兴盛。

记者：对这次广州市佛教协会的庆典，您有什么样的祝福？

何方耀教授：60周年应该说是广州佛教发展的一个契机，这可以让广州佛教界重新检视自己走过的60年道路，过去哪些方面还有做的不足，哪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比如，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念佛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年轻人参加的比较少。没有年轻人参加的事业一定不会持续性发展。所以，如何让更多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参与佛教文化的传播或者中华文化传播，这是广州佛教界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只有让更多的年轻人领略、享受了佛教给他带来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思考，那广州佛教才会兴盛发展。

所以，我觉得广州佛教在这60周年转折的关头，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才能真正做到利乐有情，庄严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