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有这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编者按：第三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于5月26日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禅风网受邀进行现场报道，并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我们现在强调，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这里讲的佛教文化，一定是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人用中华文化、用中国人的智慧来发展的印度佛教文化。那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大概是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到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所以，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化佛教的基本完成。

从这以后的中国佛教文化，我认为主流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种佛教的思想、学术，我们称之为佛学，这就是成为现在所讲的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佛教中国化大概有三个重要的阶段。

汉魏时期—佛经翻译

第一个阶段是汉魏，就是两汉之际佛教传到中国的汉魏时期。汉魏时期主要是佛经翻译。

佛教的传入、发展、传播，是与佛经的翻译、佛教经典的解析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汉魏时期最主要的工作应该说是佛经的翻译。大量的佛教原典被汉译，是用中国语言文字翻译出来。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它用的是汉语，而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你用汉字、汉语在表达的时候，其实就会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容。

除了名词概念之外，汉语还有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法、文化精神。那么，这一个时期翻译佛经，有一些中国化的表现，特别体现在“儒学化”、“道学化”上。

所谓“儒学化”体现在翻译佛经中，就是把佛经中的一些名词概念，用儒家经典、儒家的语言、思想来加以表达。这里面有些话就非常地有意思。

有些翻译的佛经里讲到孝、忠，讲到了怎么做一个天子、怎么治理国家。我记得有一句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就是要以“仁道”治国，这个是儒家所提倡的。当时的译经里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这里面还有用道家语言的。佛教有人称之为哲学的宗教。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哲理，那么，在翻译这些哲学思想的时候，使用了大量道家的语言。

比方说，用中国传统的“元气”，用道家特别提倡的“无为”“自然”。像大家很熟悉的《般若经》里，讲“五蕴和合”、“五蕴皆自然”，借助于道家哲学的思想观念，讲一切皆本无，所以一切皆自然，表达的意思是“空”。

那么，这样表达“空”的思想，我们可以体会到，它是借助于道家的语言、道家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这里面也融进了道家思想。

所以，当时佛教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中国人用儒家、道家的文化去理解它，对其中相异之处会提出批评，有一些排斥。那么，当然也会有佛教信徒站出来护教。

最早的一部中国人写的护教著作，是牟子所作。牟子这个人物，现在学术界研究有很多探讨他的生平年代，但大致就是汉朝末期三国初期。

他写的是《理惑论》，现在收录在《弘明集》第一篇。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佛与老子无为志也。”意思是佛与老子最终的志向是一致的，都要实现无为。

道家的核心概念就是讲“无为”，无为才能实现无不为。那么，当时用“无为”来翻译佛教的“涅槃”。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用带有道家的思想观念去理解佛教。

当然，这种佛教被认为是“格义佛教”。像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格义佛教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我个人认为，其实从汉代开始的佛经翻译，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格义佛教。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传到中国以后，用中国的文化、概念、思想方法去理解它、诠释它。这个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也有历史贡献。因为，这是帮助人更好地去理解佛教。

这是初传阶段，佛经翻译、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

第二个阶段就是魏晋时期，我们知道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进入到了玄学的时期。

公元240年到公元249年，三国时期魏国的正始年间，玄学之风盛行起来了。这个时期，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表现在它对魏晋玄学的依附，并借助玄学进入到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哲学界。

在此之前，佛教传到中国来，虽然在中国社会慢慢地传播，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比如僧人出家、剃除须发的这种形式。因为，中国人讲对君王和父母要忠孝，而佛教在外在的形式上表现出差异。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点是“轮回”。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代表作叫《论衡》，这里记载，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观念是人死后会变鬼，甚至鬼会害人。

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说人会重新投胎为人。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宗教信仰上说有“轮回”，人们才渐渐有了“轮回”的观念。当时叫“更生”，就是重新有一次生命，重新有一次来到人间的生活。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人们对这些方面关注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佛教无论是它的信仰还是哲学，有更丰富的内涵。

那么，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它虽然是讲的是抽象的一些哲学道理，但是，其实它也是关注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生。

用我的话来说，其实这也是东汉官方儒学衰败以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发展，有一批文人士大夫在思考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

所以，当时的玄学就在探讨有没有一种可能，道家的自然和儒家的人类道德、社会规范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能够合法、合理、合道，能够维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谐发展，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样的一种思想是通过哲学的思辨表现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学讨论有无之辨、一多的关系、言意之辨、本与末的关系等等。这些哲学最后归属到世界万物和人，有根本的道。

那么，这个天道、地道、人道是怎么表达的？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它是通过有无之辨来表达的。

而通过有无之辩来表达“道”，与佛教哲学，特别是汉魏以来传入的大乘、中观学的思想相似。它也是通过有和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来表达中道实相。

那么，从哲学的思辨方法上，我们看到两者有共同之处。所以，东晋著名僧人道安讲：“以斯邦人老庄教行”，玄学盛行，佛教也就借助于魏晋玄学，他称之为“因风易行”。“风”就是玄学玄风，借助于这股玄风，佛学也兴盛起来了。

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佛教依附于玄学，与玄学合流，借助于这个发展起来。等到佛教更多地被中国人了解了以后，就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佛教真正跟中国的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进行交融。当然，这里也有冲突，但是更多的是相互融合。这个时期的发展给魏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南朝时期—学派林立

第三个阶段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晋室南渡，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朝就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

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进入了佛教文化的创造阶段。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学派林立的时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一部经，或者某几部经为重点，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

比如说在金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论学派，这为隋唐时期三论宗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祖庭就是现在的南京栖霞寺。

还有涅槃学派、毗昙学派、俱舍学派等各种学派都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虽然，现在学界讨论，大家认为这可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派，但得到公认的是，这些学派为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奠定了基础。

从这些学派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僧人，包括一些文人学士，对佛教经典的研读结合了自己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人用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文化。

所以，佛教文化是在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和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南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东晋时期重要思想家僧肇《肇论》的出现，我把它看作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学的开端。后来是从般若真空学说，到涅槃佛性学说。

然后到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围绕解脱问题，在思想学术上就围绕着佛性问题、人性问题讨论。这为后来中国佛教把佛性、人性打通，以至于佛性人性不二，开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当然，这个问题是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创立，尤其是像禅宗这样代表性的宗派创立，才真正把这个问题圆融地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朝佛教各个学派的出现，就标志着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中了。

所以，有很多重要的佛教文化典籍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南北朝政治上的分裂，文化上也有些差异。表现在佛教思想文化上也有一些不同，北方可能更盛行修行方面，南方更重文化的创造。因此，一些重要的佛教文化典籍多是在南方。

所以，我认为南朝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南朝佛教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