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中国佛教祖庭及其在当代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
【内容提要】对中国佛教祖庭的定义、历史意义和当代使命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国佛教、祖庭、佛教中国化
历史证明,包括宗教形态在内的任何外来文化要在中国扎根成长,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否则就难以为中国人民接受,难以存在和发展。比较而言,佛教是古来外来文化形态中实现中国化最成功的一种宗教。公元前后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汉魏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南北朝时期对佛教经典和义理的诠释和深入研究,至隋唐时期陆续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宗派,将经过六七百年中国化的历程划上基本完成的符号,从此进入作为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化的历程。
佛教中国化主要是围绕佛菩萨崇奉对象、以佛律论为基础的教义体系和僧众组织制度而进行的。随着体现民族化的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在佛菩萨崇奉对象体系中又增加了祖师尊崇的内容,而作为祖师驻锡、传法以及安置祖师墓塔的寺院便成为祖庭。
这里仅就中国佛教祖庭及其在当代的使命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敬请诸位请教。
一、祖庭——佛教中国化深入的产物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然而在现存翻译成汉文的佛典中虽有祖师却没有祖庭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祖庭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实现中国化过程中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宗派中的开宗立教或有过重大建树的人物——祖师曾经驻锡和传法的寺院,也包括安奉祖师墓塔的寺院。
众所周知,在隋唐时期先后形成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虽然八大宗派皆有自己的祖庭,然而因为在中国佛教中从未形成强烈的宗派意识,而在宋代以后诸宗融合日益普及和深化,再加上各地重要寺院属于国家,选拔任命住持并非将所属宗派作为决定因素,所以既没有形成具有严格体制的宗派组织,也自然没有由宗派管辖和传承寺院的制度。并且由于经历战争、社会动乱和历史变迁等原因,曾经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不少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而造成两种情况:一是一些祖庭早已荒废乃至荡然无存,二是形成为几宗共奉的祖庭,反映了中国佛教具有的统合和融合的特色。
佛教祖庭既然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产物,那么每个祖庭自然蕴含着不同时期出现的杰出代表人物、佛教创新著作和思想、对当时和后世有深远影响的群体和法系等信息,有的祖庭甚至标志中国佛教传播和发展史上的新起点、新阶段。因此,对佛教祖庭的考察和研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二、隋唐以后各地著名的祖庭
在上述八大宗派中,智顗创立的天台宗最早。智顗逝世后,弟子得到隋朝晋王杨广(后即位为炀帝)的大力支持,在天台山建成国清寺。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祖庭,在南宋后期虽曾被列为朝廷管辖“五山十刹”中的“禅门十刹”之一,然而历经明清二代,它的天台宗祖庭地位从未动摇。此外,湖北当阳县玉泉寺是智顗所建,他在此讲过《摩诃止观》,故也是天台宗的祖庭。河南省光山县净居寺是智顗从师慧思受法之地,自然也是天台宗的祖庭。
在三论宗正式成立之前,因为南京栖霞寺是南朝三论学的中心,三论宗创始人吉藏是从此寺的法朗受法出世的,故栖霞寺和吉藏驻锡传法过的绍兴嘉祥寺是三论宗的祖庭。至于吉藏住过的扬州慧日寺、长安日严寺、延兴寺等早已不存。
法相宗因玄奘的崇高声望曾经兴盛一时。他译经所在的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也曾十分风光。现大慈恩寺与建有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新罗弟子圆测的舍利塔的兴教寺是法相宗的重要祖庭。
华严宗创始人法藏曾在洛阳佛授记寺、长安大荐福寺传法,二寺自然是华严宗祖庭。此外,四祖澄观由于注释唐译《华严经》对华严宗教义发展贡献巨大,他长期居住传法的五台山华严寺也是祖庭。
在律宗中因为只有道宣成立的南山律宗成为后世正统,故道宣生前所在的终南山净业寺是律宗祖庭。长安丰德寺、西明寺也是,然而西明寺早已废毁。
在净土宗中,因稍具宗派特色的上承魏齐之际昙鸾的唐代道绰、善导法系早已失去传承,最早呈现“寓宗”的特征,长期是作为西方净土念佛信仰寓于诸宗之内的。近代印光法师及其弟子确立莲宗十三祖说,在这些各祖师之间是属于象征性的隔代相承的。昙鸾、道绰住过的山西交城县玄中寺是净土宗的祖庭。善导曾在长安光明寺传法多年,然而此寺早已不存,现以其弟子怀恽所建奉有善导供养塔的香积寺为祖庭。庐山东林寺因东晋慧远在此居住传法,建白莲社倡导念佛,被后世奉为净土宗初祖,故也被奉为净土宗祖庭。其实,庐山东林寺在宋代已成为禅宗重要寺院,临济宗黄龙派常总禅师曾在此弘法,接待过苏轼,也是禅宗的祖庭。
至于密宗,一般以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驻锡和译经的长安大兴善寺、荐福寺是祖庭。不空弟子惠果驻锡传法于青龙寺,日本空海入唐从他受法,归国创立日本真言宗。青龙寺自然也是密宗祖庭。
在诸宗中,唯有禅宗祖庭最多,是禅宗盛行的反映。禅宗灯史、语录中经常提到的“佛祖”实际是指佛与祖师,除所奉西土二十八祖外,重要的有东土六祖,还有历代不同法系的祖师。因此,祖庭也有禅宗共奉的祖庭和不同派系、法系的祖庭。关于西土二十八祖的祖庭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东土六祖早在唐代已有明确的祖庭:嵩山少林寺、安徽二祖寺和三祖寺、湖北黄梅四祖寺和五祖寺、广东韶关曲江南华寺、新兴县国恩寺。六祖慧能正式剃度的广州光孝寺也被列为祖庭之一。唐末五代禅门五宗的祖庭更是不胜枚数,这里不拟列举。在禅宗的祖庭中,曾经地位显赫或出过相当国师的祖庭就有一大批,如开封相国寺、舟山普陀山寺、河南省淅川县香严寺、浙江省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四川成都昭觉寺等。
三、中国佛教祖庭在当代的神圣使命
中国佛教祖庭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承载佛教传播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具有佛教思想创新发展的里程碑意义。因为中国佛教宗派在古代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也传入亚洲各国,特别是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越南,所以对这些国家的佛教来说,中国佛教不少祖庭也具有国际性,即也是它们国家佛教的祖庭。
古代佛教祖庭寺院既有一般寺院共有的功能,也有自己独特的功能。笔者想到如下四点:
(一)祖师驻锡和传法之地,一些佛教宗派或法系传法依据的重要著作、传法语录是在这里形成和最早传播于四方丛林的。
(二)是佛教宗派最高或是具有权威地位的佛法中心,培养出众多卓越弟子到各地弘法,在传播创新的义理或禅法中发挥骨干作用,一些宗派或法系正是借用这些祖庭所在的地名或祖庭的名字命名的。
(三)在古代,儒学在社会思想文化中占据正统地位。朝廷或朝野儒者士大夫通过与高僧的交往促进了儒佛文化交流和会通。因此,祖庭是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众所周知,正是儒释道三家的交流、会通和互补,是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充实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祖庭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平台和中心。古代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乃至越南诸国曾派使者、留学僧和求法僧到中国求法,将中国佛教宗派传到自己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从京城到各地的著名祖庭担当了外国僧俗人员接待、传授佛法、提供或赠送经典等诸多事务,对促进彼此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佛教很多祖庭也成了它们国家佛教的祖庭。
当然,一般寺院所具有的僧团住地、传法基地和地方文化中心等职能,祖庭也都同样具备。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举国上下正在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已经走出了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康庄大道,实践与时俱进和关心民众、利益人群、为社会造福的人间佛教,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气活力的新面貌。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佛教祖庭应当如何发挥自己具有的独特优势,为中国佛教进一步适应时代和民众需求而创新发展,为实现人间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呢?
参照上述以往中国佛教祖庭具备的功能,笔者认为佛教祖庭在当代至少可以承担如下的光荣使命。
(一)在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方面发挥表率作用。祖庭的住持带领僧团、教团的四众弟子将包括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五个方面的自身建设做出成绩,并且积极参与发展佛教的文化和教育事业,让祖庭成为僧团和睦,学修并重,持律严格,社会口碑良好的丛林、受到广大信众信任的道场、民众普遍欢迎的地方群众文化中心。
(二)重视和加强祖庭遗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明确自己祖庭在中国佛教实现民族化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对在本寺驻锡和弘法的祖师与相关重要人物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和研究,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和准确地介绍他们的学说。特别是作为八大宗派发源地的祖庭,虽然未必以传承某一宗派来限定本寺传法内容,然而应对这一宗派或法系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如有条件可以成立依托本寺的研究机构,出版资料集或研究文集。今后中国佛教院校可以考虑提倡国内留学的做法,让高年级或研究生能有时间和机会到地方相关祖庭进行考察和学习。这些祖庭有义务予以接待和予以帮助。
(三)佛教祖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佛教祖庭蕴含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和历史人文资源。对曾在各地祖庭传法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著作和相关历史事迹的研究,是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各地佛教祖庭除组织本寺力量开展研究外,可以增进与学术界的合作,组织共同研究,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在这方面,自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汲取。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祖庭发挥与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其他各界友好交流的宽阔平台的作用。
(四)中国佛教自古就有与外国佛教界进行友好交流的传统。中国很多佛教祖庭也是韩国、日本佛教的祖庭,每年都有前来参拜的团体和个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西安慈恩寺、大兴善寺、河南嵩山少林寺、广东韶关南华寺、山西交城玄中寺、河北正定临济寺、江西修水县洞山寺、宜黄县曹山寺、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浙江杭州径山寺、舟山普陀山寺、宁波天童寺等寺院,对韩国或日本佛教徒来说是具有神圣意义的祖庭。以这些祖庭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加强中国与韩国、日本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有重要的意义。
1993年以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参加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致词中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自古以来在友好交流中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得到与会代表普遍赞同。经过协商筹备,迄今已举办过多次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祖庭寺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对加强祖庭建设和发挥祖庭功能的两点想法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30多年来,笔者对中国佛教界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应当说,当前中国佛教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期,面临很多良好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在今后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中,如果将各地祖庭和重点寺院作为突破口而大力抓好,做出成绩,相信可以带动其他寺院,从而将中国佛教推向新的发展起点。
这里笔者提出如下两点想法,仅供参考。
(一)现存中国佛教祖庭情况不一,有的原来保存较好,通过维修或扩建,已恢复乃至超过以往的原貌。然而也有很多遭遇过毁坏的祖庭,复建情况不同,希望这些寺院能创造条件加以改进,让更多祖庭旧貌改观,焕发时代精神。至于那些在历史上早已破坏和废弃的祖庭,当然难以一一复建,然而能否考虑在特别重要的祖庭遗址建立纪念亭、纪念碑呢?例如苏州虎丘在宋代原有云岩禅寺,圆悟克勤弟子绍隆曾在此传法,开启临济宗杨岐派的虎丘法系,一直传到现在。如果在虎丘建立一个纪念亭,里面立一块碑,将现存南宋左朝奉司农少卿徐林所撰《宋临济正传虎丘隆和尚塔铭》刻上,再在旁边立牌加以说明,相信既增加一个新的旅游看点,也可借以普及历史文化知识。
(二)在祖庭寺院担当住持的法师,不仅在主持祖庭寺院建设、日常运转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也应深入了解自己所在祖庭的历史、祖师的著作和思想,肩负对寺院成员进行教育,对社会民众进行宣传的义务。在笔者以往不多的经历中,看到有的祖庭寺院的住持对自己寺院的祖庭地位所知不多或不深,对自己应宣传祖庭和祖师的责任相当淡漠。笔者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让更多的祖庭寺院的法师了解自己的神圣使命。应当明确,对自己寺院祖师的研究、宣传的本身,是属于积极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表现,应予充分肯定。
相信这次研讨会在当代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国化的进程中一定能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6年10月4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