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诠法师|我的出家因缘
我是一九五九年出生的,六零年闹饥荒,六零、六一、六二连续三年都闹饥荒,以后也都吃不饱,有得吃但是吃不饱。一直到八五年我去北京读书的时候还是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呢?粮食是限量供应的。现在小孩子会奇怪,说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要限量供应?有一次我跟我外甥外甥女讲我们当时吃不饱,他就说你干嘛不吃饭呢?我说粮食是限定供应,他说为什么要限定供应啊?我说缺粮,他说粮食多得很怎么缺粮啊呢?缺粮,那个年代就这样。
我去北京的时候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很能吃。我们一个月限量三十五斤粮,一天一斤多粮,不够吃,吃不饱。过去这么大的碗,我能吃两碗米饭,可是不够量,没办法只有一碗。每天都吃不饱,天天早早就盼著什么时间开饭呢?饿!真的是这样。那个年代就是吃不饱,大家都在挨饿。
在家里我是多余的人,我爸总是觉得我给他带来很大的负担。家里穷嘛,多了个男孩就要建房子娶媳妇啊等等。他压力大,几次要拿我去送人,我爷爷不肯,没送出去。有一次送出去,我大哥又把我背回来了。我非常害怕。我两个哥哥小学毕业,我爸说哥哥小学毕业,能够记个数、看个票据就可以了,你就别读了。就这样,我九岁放羊,十一岁放牛,十三岁才开始读书。十三岁去读一年级,老师说岁数大了,从一年级开始读,啥时候才能毕业啊,要么插班吧,就让我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
我们那时候小学读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那年代天天念毛主席语录,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不要学太长。你们岁数大一点的可能知道。
在家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读不明白啊,连爬带滚。你看现在发信息我都用笔画,小学没学过拼音,拼不来。拼音是一二年级学的嘛,到了三年级就不教拼音了,完了就弄不来,怎么都拼不准,到现在也是这样。南方人讲普通话也不标准,比如 “花”、“发” 这两个字,南方人读法是一样的,都读“花”,念不清楚,轻鼻音、重鼻音都搞不清楚的。读书的时候每次考试我就是六十分万岁 ,能考六十分就不错了,因为没有基础,学习一直很困难。
我读书的时侯正好碰上文革,国家提倡农业学大寨。学校也种地,学生基本上不上课,每天就去地里干活。我们学校有好几亩地,就搞秧苗研究。老师带著我们看这个秧苗怎样生虫,生在哪里。我们那时候小,大家就在田里玩,抓青蛙、抓泥鳅,后来又到山上去开荒种茶。小学还有考试,初中就不考试了,考卷可以带回去做,过一个礼拜交上来,那就胡乱抄呗。就这样这叫什么读书嘛?
好不容易混到文革结束,我也毕业了,就这样子。你看很惨吧,所以基本上没读什么书啊。我那时候所谓的高中毕业相当于现在小学三年级还不到,还没有他们认的字多,学得多。不怕你们笑话,莲池海会那个会字,它那个繁体字,我都不认识。那个时候破四旧不让学繁体字嘛。我第一次到太姥山,南无那个“无” 字,它的繁体字写法,我说那个念什么呢,不认识。
以前学的文化非常有限,所以出了家以后有机会学习,我都非常非常珍惜。这就是人生经历不同,遭遇不同,态度就不同。后来到佛学院读书,我真的没浪费一点时间,一有时间我就在学习。同学们文化程度比我好,他们可以玩,我都不敢玩,拼命学。他们租小说看,我说那个东西对我没用,我就不看。学校有图书馆,馆里有几十万册的图书,一有时间我就去图书馆借书看,很多经典都是当时在佛学院看的。
我十三岁读书的时候,我妈带我去寺院。那个寺院叫灵峰寺,灵峰寺挺大的。我到了那里,感觉哎好像这个地方曾经来过,就很喜欢那里。因为文革,寺里的人都穿俗服,穿普通老百姓那个衣服,但头还是剃光的。白天干活,晚上回来他们就偷著做功课,外面派人放哨。如果有工作组过来,赶紧停了;没有来他们就继续念经。南方好一点,山高皇帝远嘛,他们还能坚持一直素食,早晚课诵。那时我就很喜欢听到念经的那种声音。当时住了一宿,回去后我就还想去,我说我很喜欢那些和尚,那个寺庙真好。我妈说好啊,你喜欢就好。
过了一年她又带我去太姥山国兴寺,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出家。那年我十四岁,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在家里过过年。过年放假,帮著家里干完农活,大约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我就到庙里去。庙里老人家会夸小孩子,说这个小孩真乖呀,真能干呀,挑水、搬柴、扫地、端菜都能;一夸,小孩子就越愿意去啊。老和尚也好,老居士也好,都夸我。我一般正月初三初四回家,在庙里住一个礼拜左右。本来在庙里吃饭要交钱的,自己带米,要给庙里交两块钱的伙食费,后来他们说这个小孩子帮庙里面干了不少活,不用交伙食费,这样我就可以攒下两块钱。从此以后,我几乎都在国兴寺过年。
暑假不能去庙里,暑假要双抢。南方水稻都种两季,双抢就是抢收、抢种。第一季的水稻熟了赶紧收回来,第二季的水稻马上种下去。暑假要在生产队干农活赚工分,没时间去了。到了冬天,过年时候就就可以去庙里。听那些老和尚讲一些道理,其实他们也不懂太多佛法,也就是用一些简单的劝世文之类的讲讲, 我就很喜欢听。我说这个很好,哪一天我也要出家。
初中毕业我就想去出家,我爸不肯。不肯那就混到高中,到高中也不肯。我爸死活不肯,不过我妈坚决支持。我就准备在国兴寺出家。遇到一个岁数比我大三四岁的人劝我不要在这里出家,说这里都是老人家,他们啥都不会。他劝我去平兴寺。他就给我介绍了个师父,就是我的剃度师。我师父十八岁就出家了,没读过书没什么文化。他也挺苦的,孤儿,父母双亡,出家以后跟我师爷呆了十七年。我师爷会打人,经常揍他。去居士家里,我师爷不让他进门,就让他站在门口,居士叫他进来他也不能进来。到了可以受戒的时候,我师爷不开口,他不敢去受戒。一直等到五几年,好像是最后一堂戒他才去。那时候挂的是虚老作得戒和尚,实际授戒是本焕老和尚。
他们说我师父有过参学,叫我到这里出家。我就来这里看看,遇到这里的一位出家师,他说这里是农场,干活累个半死,你哪里受得了,你千万别来,再说你高中生也不可能出家。那时候高中毕业很好找工作,我高中八十几个同学中就只有一个当农民,其他都很不错的。那个年代高中生出家好像挺轰动的,不像现在,现在博士生出家都很正常,时代不一样了。我在这里看了看,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天天干活,干就干呗,来就来呗,我就这么来这里的。
我从十三岁开始接触到佛法,只是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听和尚念经。没有任何理由就喜欢念经那种声音,听到他们唱赞都会流眼泪。他们唱赞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现在唱得这么好听,全都是老和尚,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听,就是这样。然后我说将来我要去当和尚,高中毕业我就来了。我爸一直不同意我出家,我硬要出家,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你要是出家了就不能再回来,如果回来,我第一个把你妈给埋了,再把你给埋了。他说我妈把我忽悠出家的,出家再还俗,回去很没有面子。我说一定不会回来!
我一直本著这个宗旨,我出家不能还俗,不能有退回的因缘。不能回来,没有路了,无路可走,怎么办?那就必须走好!我不想当一个赖赖唧唧,被人擢著脊梁骨的和尚。自己起码要有这么一个志愿,当和尚,不能当得破破烂烂、就混个饭吃,这过得啥意思嘛,起码要有志气,要学习,要修行。
我今天这样,不是我自己设计的,都是因缘,很多的因缘。佛法讲因缘是不可思议的,你要说我现在出名,也是因缘出名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我跟大家摊了牌,我没多大本事,啥也不会,按现在标准我几乎是半文盲啦,外文我也说不来。我们那时候不学外文,那个时代说是美帝国主义的东西,反美反帝不能学ABC,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现在我岁数大了也学不了。我上佛学院有开这个课程。当时我想,学这没有用,我不可能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上,汉语我都学不明白,现在还再学一种外语。学外文都是从单词开始吧,这是桌子,这是板凳,这是圆珠笔,这是钢笔,这是苹果……一个一个念,然后串起来,那什么时候学得会啊。一个字一个字拼起来的,你才会读文字的嘛,学外文也是这么学,很困难。所以我真的没本事。
都是因缘,我占了几次第一。这个地区高中生出家就我一个,是占优势了不是;八零年中国佛学院刚刚恢复招生我是第一批去读的;文革以后恢复受戒,我也是第一批;九零年我被新加坡请去讲经,文革以后大陆到国外弘法这也是第一次,我就是这么出的名。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了,现在都要靠自己的实力。
所以说我是莫名其妙出名的,我不是讲经讲得多好啊,也不是别的方面有什么特长,都是某种因缘让我出了一点小名气而已。我还没有来这里学戒的几位法师学得好,我是自己学的,没人带。后来他们逼著我上台给他们讲课,我说我平时也就是自己翻翻书而已,叫我讲课很困难呢。他们一直逼我,开始有三四个人,我说三四个人怎么讲,十几个人还差不多。后来七整八整,真的整出十个人来,他们说已经有十几个了,你讲不讲?那就讲吧。讲两天我生病了讲不了;后来又走了几个人,我说没人了就不讲了;过几天又来了人又得讲。就这样是被逼出来的,要给别人讲课你自己就要拼命去看啊。
那时候很忙,又要搞基建,又要讲课,都要花时间,搞得很匆忙,所以脾气非常暴躁。我没备完课,谁要是吵我,我肯定骂人的:“干什么?吵吵吵?吵什么吵?”就这样,这么来带他们,所以叫抛砖引玉。像法耀法师,耀禅法师,宗贤法师,都是比较早跟我学的;像圣富法师就晚一点,永光法师他们当时是沙弥晚一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努力去做,我就是是老老实实去做,没想过要去设计出名什么的。很多人说你怎么不升座,我说坐到哪里去啊,我本来就不想当什么方丈,不得已领著大家一起维护这么一个地方,成就大家修学而已。所以说哪一天大家上了,我也不会觉得“啊!怎么上了?”上了挺好,自己好好用自己的功。现在有人想学习也挺好,我会牺牲我自己一点时间来成全大家,将来大家如果能够住持佛法,不是更好的事情吗?所以我没有别的想法。
很多人问我怎么计划的,怎么设计的。我没有任何设计。你看平兴寺建的房子就像一个村庄,东一座西一座。它是不同时代连起来的,一般人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走。会走的,路路通哪,里都通。这些房子都是互相连著的,这里可以过去,后面也可以过去,那边化城楼楼上里面也可以通过去,到处都方便。最近连来三个风水先生,说医疗室那边必须堵起来,不堵不行,这才堵起来。
平兴寺建房子很随意的,没有看风水、没有择日子、没有奠基、没有落成、没有开光,都是一路来。这里的师父都知道,那个海云楼,我们最多去洒个净,别的事情就没有做。有时候他们建议太多次了,就偶尔采纳一下,我说一切都是人为的嘛。
我学佛的情况就是这样,出家以后到这里,慢慢地听到佛学的一些道理;到了佛学院才接触到了真正的佛学。十几岁听我妈给我讲佛法,我妈从哪里听来的?是我姥姥告诉她的。她们讲的都是一些民间流传的小故事,我以为那就是佛法。后来真正学佛才知道,原来佛法是这样,跟我以前知道的完全不同。所以要去学习,不学习人家讲什么你都分不出对错。
人的一生啊 ,因缘不可思议,你做过什么,走过什么路,亲近过谁会改变你一生。我从佛学院毕业的时候,听话,胆小老实,不敢说话,教务处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就把我留在那儿打杂。打杂干嘛呢,拖地板、夹报纸、收报纸、刻蜡板、油印。刻蜡板就是用铁笔在蜡纸上写字,油印有时搞黑糊糊的。这些事情,我会准时去做。
我有个同学提前毕业就去广化寺学戒了,他一直写信劝我去那里。有一年放假我就过去看看适应不适应。八十年代广化寺道风就非常的严谨。晚上到了休息时间就必须熄灯,谁没熄灯被纠察看见,第二天就要点名的,即使圆老也不例外。有一次圆老熄灯晚了点,第二天就被纠察表堂了,就有这么严格。有谁不去上殿也会被纠察点名。在广化寺上殿,有一次我腿可能叉远了一点,纠察一脚就踢过来了;你要是合不好掌他过去啪就打你一下子,没有什么商量的。“啪!你会不会合!”就这样,很严 !刚去那里我有点不适应,后来慢慢、慢慢习惯了就很喜欢那地方。
平时我们是自己学习,圆老告诉我们怎么学,三大部一天看五页,自己去琢磨。几个学长,开始问几次还可以,问多了他说你打扰人家了,后来不敢去问了,就自己弄呗。看不明白的地方来回看,实在看不明白就先放在那里,就是这样。妙老(妙湛法师)那时候在南普陀,接近的比较少。法尊法师从北京过来住在广化寺小南山,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年多时间,很好的因缘。他跟我们讲过 《三主要道颂》。他老人家生活非常简朴,全都是自理的,往生的时候也很好。有一天走路不小心磕了一下子,也没怎么样,把他搀扶起来还好好的,送医院去检查,也没有什么毛病,过了两天就往生了。这是我亲近他们的一些事情。
在北京我亲近过从四川来的正果老法师,他给我们讲《俱舍论》,讲《禅宗大意》。老法师讲四川话,听起来可费劲,几乎听不懂,等我能听懂了他又不讲了。还有一位湖南来的明真老法师,他给我们讲过《百法明门论》,他说话完全是湖南乡音,见面打招呼问吃饭没,他就说“恰了没”,开始也听不懂,慢慢也适应了。我语言天赋还可以,当时外语老师还夸我英语发音比较标准,现在我到哪个地方学当地方言都学得比较快。到陕西就用陕西话跟他们聊天,到河南去也能跟那混,就这么一个小技巧吧。
还有巨赞法师给我们讲过开示,没有真正讲过课。我们有些法师是文革期间被逼还俗再来的,情况差不多就这样。我接近的一些大德,现在这些大德们相继都去世了,这是我跟他们的一些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