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并重”对佛教中国化的推动

印度佛教实行“供养制”，僧人通过“乞食”来获得信徒的日常供养。据《金刚经·法会因由分》，释迦牟尼佛便“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开始讲佛法。在这种“供养—乞食”制度中，僧人不需锄地种粮，同时，印度佛教戒律出于“不杀生”的考虑，也严格禁止僧人从事农业劳动以避免锄地杀蚁。按印度佛教的传统经济伦理，出家人是不可从事生产之类“俗务”的，认为从事“俗务”则有损修行，如《四分比丘戒本》就明文规定说：“若比丘手自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所以佛教徒将托钵乞食当作天经地义的事。古印度的老百姓也普遍接受这样的方式，并将此视作积德行善、培植福报的机会，认为出家人托钵乞食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行为。而在中国，这种“供养—乞食”制一度行不通，并逐渐演变为“农禅结合”制度，并极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一

对于农作，儒家孔子是反对“学稼”（学习种庄稼），《论语·子路》中曰：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毫不客气地指责想学种庄稼和种菜的樊迟是小人。他认为，在上位的人根本不需要学习种庄稼、种菜之类的知识，只要重视礼、义、信也就足够了。樊迟是包含着“以农治国”思路，孔子强调“以礼治国”，两者的冲突就使得樊迟背上“小人”的黑锅。其他如，子夏一度热衷于“小道”，孔子明确就要求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所谓“小知”即“小道”，是指小技艺。当然孔子的这种思想也被隐者数落，如在《论语·微子》中荷蓧丈人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即可为证。当然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后来逐渐的完善补充修正，如汉代司马迁《史记·食货志》引古语，“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并逐渐形成“士农工商”的重农思想。而中国的传统道教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炼丹求仙，和传统农业劳作没有什么大关系。

劳作势必产生利益。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在义利之辨上，义为上，反对见利忘义行为，义和利的界限也成为君子和小人人格之分野，也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道教反对不劳而获，反对奢侈浪费。并主张合理的途径挣取钱财。佛教则强调“自利利他”[①]的菩萨道精神，“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自度度他”也是大乘菩萨觉悟所修之法。儒家的“义利之辨”和佛教的“自利利他”有着高度的相契性。“农禅并重”思想也是基于社会“重农”主流思想上的主动调整。

农禅并重的思想精髓之在，以农养禅，农中参禅，自利利他。在历史上，中国早期僧人的寺院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布施，这种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随着历朝崇佛帝王的重视和对僧人的礼敬，用大量的金钱供养僧尼，使得寺院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掌握了大量的人才，走到极端就威胁了封建统治，导致“三武灭佛”事件；这一几乎毁灭性的灭佛事件，使得寺院变通并逐渐摸索出来一套独立的寺院经济形式，这也就是中国的丛林机制。僧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尤其是禅宗创造性提出“农禅并重”的制度，立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愿“扺掌空谈，坐食百姓”，这和印度佛教的不捉金银不农耕是截然不同的。一般认为，真正开始农禅并重生活的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后来一直影响到历代禅师。禅宗僧侣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禅宗寺院的农业生产也对中国禅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农禅并重”文化传统。

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不仅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也使得禅宗的经济基础更加牢稳，能欣欣向荣发展至今。“寺院形成后，僧尼集体或者个人可获得各种收入：农禅结合获得自给性收入；租佃或放贷获得收入，或者通过举办经忏活动、销售发物获得收入；信众捐助；政府拨款……寺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财富分配的‘蓄水池’作用。”[②]可见收入途径甚多。寺院的各种收入也就形成中国古代的寺院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具有中国特色，且对中国佛教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忽略的是，古代的寺庙放贷、借贷所导致的影响很坏，也就成了后来寺庙被排挤冲击的重要理由。到了明清，佛教发展形势很不乐观，尤其是太平天国战火“焚像毁庙”的打击，更遭受重创。到了近现代经过仁人志士的不断努力，才在逐渐复兴。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农禅”并重的一个重要要求，这要求每一个僧尼都要参加劳动和寺院建设，这即是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劳动原则，意即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

普请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必合资众，力而办者，库司先禀住持，次令行者传语首座维那，分付堂司行者，报众挂普请牌，仍用小片纸书贴牌上，云：（某时某处）或闻木鱼，或闻鼓声，各持绊膊搭左臂上，趍普请处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齐赴，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大藏经》）

上下齐心，不分职务高低劳作。“不普请，争得柴归”（《景德传灯录》卷十八《福州玄沙师备禅师》），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百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这不仅标志禅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促进了禅宗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普请”制度也有信徒质疑，“斩草伐木，掘地垦土”，则心住于俗事，且难免杀伤虫蚁，百丈怀海禅师对此回应：“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则“定言无罪”，这就如同六祖慧能一样，从教义上突破旧有传统，是改革教义的革命性的思想。

“普请”对于禅修是很有利处的。以五祖法演禅师[③]为例。一日，法演提出唐代终南山师祖向南泉普愿“磨尼珠”的公案，请白云守端禅师解答。守端斥责，法演大汗淋漓，悟后并献上偈语：“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这是法演的悟道偈，通过山田劳作悟出，浮华世界里所有都不是自己的，如同山前闲田，买卖不断，几度易手，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松竹引清风的自然恬淡境界。法演领会到了贵自悟，贵自然的境界。守端看完法演的偈语认可：“栗棘蓬禅，属子矣！”在海会寺期间，五祖法演禅师“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柏，担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来，渐成家活。每人出一只手。共相扶助，唱归田乐，粗羹淡饭，且恁么过。何也？但愿今年蚕麦熟。”[④]可以看出在寺院中的日常劳作生活。

另据宗杲著《宗门武库》也能说明问题：

端令山前作磨头，演逐年磨下收糠麸钱解典出息、雇人工及开工外，剩钱入常住。每被人于端处斗谍是非云：“演逐日磨下饮酒食肉，及养庄客妇女，一院纷纭。”演闻之，故意买肉沽酒，悬于磨院，及买坯粉，与庄客妇女搽画。每有禅和来游磨院，演以手与妇女挪榆语笑，全无忌惮。端一日唤至方丈问其故，演诺诺无他语。端劈面掌之，演颜色不动，遂作礼而去。端咄云：“急退却！”演云：“俟某算计了请人交割。”一日白端曰：“某在磨下除沽酒买肉之余，剩钱三百千入常住。”端大惊骇，方知小人嫉妒。[⑤]

白云守端令法演磨坊管理，禅院引水设水碾水磨进行米面加工，盈利效果甚丰，剩余“三百千”入常住，这也是一笔很可观的经济收入。“解典出息”，利贷也是他们寺院经济的主要方式。这样的做法也就能维持寺院的正常运转。

法演禅师的经历也影响到了对弟子的要求，越发对农禅结合的重视和肯定。“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⑥]当法演禅师从海会寺去东山寺做主持时，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二人前去看望。法演问太平山兴国寺诸庄园能收多少谷子，佛鉴慧勤不能答，法演正色厉声呵斥，滥为一寺之主，并引证杨岐方会在慈明禅师门下，要认真总领寺院一切事务。在农耕中悟道参禅是禅宗的传承。

二

农禅结合也为茶禅等结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以后茶禅紧密结合也与惠能大师弘扬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空无、本心即佛的思想相通。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可以说茶与禅道的结合是农禅结合的衍生，山中自种茶，种茶中修禅，喝茶中悟道，这一切都打上了浓重的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特色。中国古代重农，一方面农业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此外也有农业能培养人勤劳朴实的美德，而这正是禅宗修行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因此也受到中国禅宗的欢迎。

农禅结合的传统因为契合中国的实情，使得禅宗兴盛。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思想也并没有过时，并有新的发展。太虚大师曾提倡工禅合一，商禅合一，使佛教能够适应工商业的发展不至于没落。赵朴初居士提出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的三个优良传统。[⑦]这三个传统总结得很精辟。农禅并重的传统，即长期开垦荒地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遗忘和丢弃。他继续指出：“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僧尼，凡有条件的，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做到自食其力；寺庙，凡有条件的，依靠生产、服务收入及其他收入做到以庙养庙。”[⑧]在当时，国家刚落实宗教政策，且当时经济刚刚起步，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适应了社会主义，通过自食其力，以寺养寺，可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改善了佛教经济基础。这些指导性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人间佛教”的发展。

“农禅并重”，重在自养和动中参禅，这是汉传佛教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历经一千多年传承，由禅宗所创的“农禅并重”制度在佛教各宗派间发扬光大，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种优良的传统在当今同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工禅合一，商禅合一，也是在“农禅并重”的基础上的适应社会的新发展。通过自力更生、劳作修行，伴上良性的寺院经济，很好地盘活佛教自身的生存与独立发展。可以说，“农禅并重”逐步推动并确立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并对“人间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注释

[①]“自利利他”见于《发菩提心经》卷1，《大正藏》第32册，第511页。经中就六度之行解释了自利利他之意。修行布施、修行持戒、修行忍辱、修行精进、修行禅定、修行智慧为自利；令众生得心满足，教化众生不犯恶业，化导众生趋于和顺，教化众生勤修众法，教化众生皆得调伏等为利他。

[②]孙健灵：《佛教经济学论纲》，《佛学研究》，2002年年刊。

[③]法演禅师（？—1104），因其较长时间在湖北蕲春县五祖寺开堂说法，所以禅宗史上称他为“五祖法演”。

[④]普济：《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39页。

[⑤]亦见《大正藏》卷47，页955上。

[⑥]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三十二册》，净善著《禅林宝训》，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29页

[⑦]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563页。

[⑧]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