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 广州佛教迈向新发展

编者按：2018年9月1日至2日，庆祝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禅风网作为本次活动官方网络媒体，对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进行视频专访，了解耀智法师对广州佛教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思考、探索。以下为本次采访内容实录。

记者：60年来，广州市佛教协会主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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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智法师：从1958年到201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走过了60周年的历程。一方面，我看了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我亲自经历过，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广州市佛教协会之所以能够成立，跟新中国的诞生是有关系的。因为新中国的诞生，包括佛教界在内，很多进步人士对新中国充满了爱国的炽热理想。

第一个方面，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宗教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即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先生讲，宗教具有五性：第一是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宗教信仰；第二是民族性，每个国家有它民族的特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三是历史性，有历史的文化积淀；第四是群众性，有一定的信众规模；第五是复杂性，但是从中国来讲并不复杂。基于这种宗教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对宗教是采取了保护的政策。

第二个方面，新中国诞生后，建设新中国的劳动力比较缺乏。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佛教徒也纷纷走上劳动的岗位，政府也在鼓励，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新中国的诞生时，国内、国外形势都比较复杂。国内因为解放之后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从国内来讲，要镇压反革命，包括宗教内的反动组织“会道门”等；从国际上来讲，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佛教界在这方面也表现出爱国的热情。

第四个方面，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友好国家和地区对新中国的诞生带有好奇，所以纷纷组团来访问。佛教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也应该承担佛教的责任。中国佛教协会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成立的。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发起时讲到，第一歌颂中国经济改革，对宗教界采取保护政策，使宗教方面的生活能够有保障；第二歌颂镇压反革命暴乱，包括反动组织“会道门”，让佛教界分辨邪正；第三是歌颂抗美援朝，让佛教界要报国恩、报众生恩；第四是歌颂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非常到位；第五是歌颂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共同开展弘法利生工作。这些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佛教协会倡导和发起的因缘。

当时，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老讲到了佛陀的一个公案。佛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放到哪里才不会干。结果弟子没办法回答出来。后来佛陀讲，要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才不会干。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佛教徒只是一滴水，要融入到祖国的大家庭中。

当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同时，广州市佛教协会第一任的会长、副会长，也参与了政协、人大。政府对宗教也有很多关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了。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到197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已经成立起来了，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届会议是1958年9月1日至3日。第二届会议是1962年8月3日至4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两届会议主要的任务一方面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另一方面是国内外的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坚定的信念。到了第三届1966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州市佛教协会就停止了活动，一直到1978年。

在第二个阶段中，应该说广州市佛教协会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为，当时寺院被占了，僧人已经离开寺院，到了各个地方去生产、谋生路。一直到了1978年，重新落实宗教政策之后，才把文革中到各地去生产的僧人找回来。像云峰老和尚、新成老和尚，他们是办理退休之后才回到了寺院，来筹办广州市佛教协会，恢复组织、开放寺院。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阶段我是经历过的。我是1992年从中国佛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广州的，当时也是来到广州市佛教协会当副秘书长和办公室的主任。这个阶段已经落实宗教政策十来年了。虽然，广州市佛教协会组织恢复了，寺庙也开放了，冤假错案平反了，但是开放的宗教场所其实是没有传统的寺院格局，也没办法满足过正常宗教生活需求的。

比如大佛寺，开放的时候是一个孤立的大殿。孤立的大殿，做香火庙可以，但是如果要发挥它弘法利生的作用是很困难的。到1996年，我来到大佛寺，我想要把这座传统的寺院、祖师的寺院恢复起来。所以，这个阶段是落实宗教政策了，但是还不能完全地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开展宗教活动，也就是弘法利生工作。

第四阶段才是佛教真正发展的时期，那是在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寺院都在扩大。像大佛寺、六榕寺、华林寺、无着庵、海幢寺，这几个寺院开放的时候很小，不能满足需求。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上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才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后，佛教也进一步从内部管理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健全了，僧团的生活也严谨了，弘法利生也多样化了，对外交流也频繁了，公益慈善也有创新服务了，这才是真正发挥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关于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我总结有四点，一是传法共修；二是文化教育；三是公益慈善；四是文化交流或对外交流。

记者：在宗教政策恢复以后，广州佛教的发展有何特别之处？

耀智法师：这与广州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关。广州市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2200多年历史。佛教传到中国，广州既是东方的始发港，又是东方的落脚点。中国历史上的历代高僧大德，西行求法，大部分从广州出发。而西域各国的高僧大德，来华授法，到中国来传授佛法，大部分也是在广州。从佛教史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僧，这说明广州这座城市在佛教这方面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

其次是改革开放的契机。落实宗教政策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州成为南大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州佛教的发展契合了这样一个时代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讲都市佛教，这里有一个区域的问题。广州是一个特大城市，对比山林的寺院、农村的寺院，在新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曾经，山林寺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有很多高僧大德都是在山里边开悟之后，才到城市来弘法。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历代的高僧也是如此。那么，从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寺院已经很少了，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可能更有利于弘法利生。另外，从受众来讲，既然城市化了，农村的人纷纷到了城市来创业、工作。他们在都市的生活中思想是浮躁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应该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因缘，都市佛教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都市佛教的功能一方面是弘法共修，思想上的烦恼需要解脱。解脱不单是了解就行，了解了做不到，还不行。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很普及，但是明理的人不多。这种思想的混乱还是来自于人心的问题。

第二方面，作为在广州这座都市里的佛教，应该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文化，佛教是要弘法利生，同时还可承载对儒家文化的弘扬。所以，大佛寺在践行文化教育方面，举办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国学班。

第三方面是公益慈善，佛教是教育社会大众去做慈善，当然本身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作为出家人要安贫守道。就像星云大师所讲“贫僧有话要说”，他在全世界办了这么多弘法事业怎么会叫“贫僧”呢？那是在生活上要安贫守道。

第四方面是对外交流，这与现在中国的崛起有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影响了世界，但希望中国文化也能够影响世界。作为佛教徒来说，应该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输出，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传播中国人的智慧、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那么，广州佛教所在的这个区域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优势，广州的佛教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广州市佛教协会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

耀智法师：广州市佛教协会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在新的时代，政府对宗教文化弘扬与发展的工作，是赋予我们去做的。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广州市宗教文化建设规划纲要》讲到四个一：第一个是要创建一批宗教文化模范窗口，第二个是培育一系列宗教文化优秀品牌，第三个是打造一条宗教文化旅游风景线，第四个是建设一支爱国爱教骨干人才队伍。这是广州市政府对我们宗教界的一个期望。

作为广州市佛教协会来讲，我们在落实和践行。也是在这几年中，我们推动了广州市各个寺庵的文化发展。

比如，六榕寺常年讲经弘法，最近还出了汉俳诗词。大佛寺这几年也是高密度的做文化建设、文化服务的工作。比如，我们举办读书节，成立读书会，举办系列论坛，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海幢寺举办了各种艺术班，像插花班、茶道班。华严寺有华严讲堂、禅修营。华林寺有关于达摩祖师和禅宗的历史研讨等。

应该来讲，这么多年，广州市各个寺、庵都在努力践行建设佛教文化的工作。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在广州市佛教协会推动之下才做起来的。

记者：您对未来广州佛教的发展有什么愿景和计划？

耀智法师：对广州佛教来讲，我想第一个方面是要实现好都市佛教社会责任的功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一是弘法共修、二是文化教育、三是公益慈善、四是对外交流。

第二个方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化，特别是对外交流这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方面，文化的交流和输出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15年9月15日到2016年1月10日，这将近半年中，我们重走了海上丝绸之路，效仿历代中国高僧西行求法，还有像西域各国高僧来华，进行圣地朝拜、文化考察、交流互鉴、参访高僧、供僧活动等等。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广州佛教应该要走出去。那么，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整合资源，比如佛教界跟学术界的交流合作。这几年，大佛寺举办了很多高峰论坛，比如海上交通以岭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国际生命教育高峰论坛、和平饮食蔬食文化论坛等。我们做了很多，而且是国际化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一定要走出去、要输出。我们在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在输出到南海诸国、东南亚等国是有一定基础的。像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曾经也是佛教文化非常昌盛的国家，佛教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   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有中断。现在，中国佛教发展起来了，我们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联系，让当地的华人对祖国文化有认同感。另外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佛教的起源地，但是现在没落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地区进行佛教文化的输出？还有对一些佛教国家，比如泰国、斯里兰卡，我们应该进行交流。

所以，对未来的愿景，我说这方面很重要，也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崛起，应该走出去。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恐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佛教界本身的素质需要提高，我们去年到斯里兰卡参加卫塞节，我很羡慕他们每个都用英文对话，用英文研讨。二个是我们出去了，能不能够随意的去交流，这里面也需要我们进行交流和反哺。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推动佛教走出去。

记者：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您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寄语？

耀智法师：第一，爱国爱教，知恩报恩。广州市佛教协会是在新中国诞生的背景之下成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恩报恩。第二，继承先辈，砥砺前进。我们先辈们在很复杂的历史年代把佛教协会成立起来，始终不忘初心，努力弘扬佛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三，不忘初心，守住真心。我虽然是广州市佛教协会的会长，但我也是一个和尚，我的初发心是真心的，是淳朴的。当然社会是复杂的，人要保持长远心，就需要我们不忘初心，才能守住我们的真心。第四，以戒为师，安贫守道。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大城市里，资源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生活上要安贫守道，要以戒为师。第五，解行相应，提高素质。我们都是在修行的路上，一定要深入佛法，一定要践行佛法，才能提高自己。第六，低调做人，主动做事。主动做事，是要求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要主动去为社会服务。做好事不一定被社会认可，但是，我们要低调地去做人，主动做事。第七，规范管理，创新服务。寺院规模大了，管理是一个保障。但是，我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也要创新服务。比如，我们做公益慈善，不仅仅是为贫困者捐资捐物，这不是佛教的特色。如何做才是佛教的特色呢？例如大佛寺举办癌症康复营，为癌症患者服务，虽然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服务，但更重要的还是法的布施，提高他们对生命教育的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