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文字”的禅宗到底如何发展？

禅宗作为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的宗派，自创立以来，一直主张不执着于语言文字，并且超越语言文字以顿悟自心的方式来明心见性。于是禅宗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禅师在接引学人时，为了破除禅宗学徒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妄想，让他们在反观自心中触缘悟道。

禅宗虽然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旨归，但依然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个指月之指。特别是在宋代以来，不立文字的禅宗，却走上了以语言文字来作为教化弟子的主要方式，出现了大量记录祖师公案和上堂法语的禅宗语录和以“绕路说禅”著称的偈颂。因此，“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便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文主要从“不立文字”看禅宗的发展。

一、惠能之“不立文字”

禅宗“不立文字”之说最早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示众说法。据《五灯会元》卷一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围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这里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指不执着于文字，当然不等同于不要文字，禅宗表现为以心传心。

禅宗认为佛法乃一种终极真理，不可以言语诠说。南岳怀让禅师认为这种真理“说似一物即不中”，清凉文益禅师亦指出“我向尔道”的已是“第二义”，禅宗祖师往往以不说出来暗示禅宗的妙义无法用语言说出，而是直接诉诸接受者的心意感通。禅宗直面现实，把事实作为事实，语言作为语言来对待，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人为的枷锁，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真实的本体，执着于语言文字，反而束缚、阻碍了人们去把握人人本具的佛性。

六祖慧能禅师是禅宗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更强调一个人内心的证悟。心悟胜过读经，即使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能被经文所转。在《六祖坛经》中，有僧名法达，初听慧能教诲，曾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慧能答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汝。”此后就有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的著名偈颂，法达后来“亦不辍诵持”。可见慧能并非绝对排斥佛教经典，但应知领宗得意，自性觉悟。经典，有时候能起到指月之指的作用；但如果执着于文句义理，反障碍解脱。“不立文字”是一种手段，是抛弃外在一切的追求而专注于自性呈现。

《五灯会元》和《六祖坛经》等文献都有关于无尽藏比丘尼的记载，前者卷一记载“尼无尽藏者，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品》记载了一位比丘尼，在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六祖惠能从湖北黄梅得法南归时，“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上述记载还出现在《佛祖统纪》、《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指月录》、《曹溪大师别传》等文献中，内容大同小异。为什么“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慧能在《坛经·般若品第二》中强调：“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元不有。故知万法，本因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彼愚者，悟解心开；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慧能认为，一切经书文字都是为人而存在的，语言文字对智愚不同的人作用各异。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存的典籍中，最早出现“不立文字”这个词的是《坛经》的惠昕改编本，此本是晚唐或宋初的作品，而在中唐的《坛经》（法海本）中并无“不立文字”一词，而只有与“不立文字”相近的“不假文字”、“不用文字”、“非关文字”。可见惠能虽有成熟的“不立文字”思想，但他并没有使用“不立文字”这个词。“不立文字”一词的晚出并不意味着“不立文字”思想必然出现在惠能之后。在禅宗早期涉及的经典中就已经有了类似“不立文字”的思想，如《楞伽经》卷四记载：“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子，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

慧昕本的《坛经》里有对“不立”的解释，志诚问“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关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并认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这是另一个角度说“不立”，“不立”是自由自在，纵横尽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自性自悟的状态。故修禅并非依靠外在的力量，而是让人明了佛性在自心中，需要人在自我生命的流程中自然的体悟。

二、绕道说禅

六祖慧能大师强调“不立文字”，故而后来的禅师都着重于绕道说禅。晚唐五代是禅宗发展的高潮期，许多著名的禅师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但他们的传世语录却很少。为了破除语言文字对禅宗学徒体悟自性的障碍，禅宗往往采用种种形象直觉的方式从主观上来示意、来表达或传递那些被认为本不可以表达和传递的东西。也即第一义即不可言说，一说即错。于是就有禅宗公案里俱胝禅师的“一指头”、德山禅师的棒打、临济禅师的断喝等许多看似莫名其妙的动作，但实际上则皆与拈花微笑如出一辙，因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落言筌，便成谬误；一经道破，已非真实。禅师们的言语有时既不符合日常的逻辑和一般的规范，也从无一个定法可循，但是天真无邪，含有妙语解颐、隽永无穷的机锋，目的在于把人们习惯上视为当然无疑的事理推向荒谬，让人猛然醒悟，达到无理而妙的效果，突出了主体自由精神的展示。对此，理学大师朱熹曾道破禅宗天机，指出“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①]

《庞居士语录》卷一记载，庞居士在贞元初年先到南岳参谒希迁，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希迁没有回答，用手掩其口，庞居士当即有悟。此后，庞居士又去江西参谒马祖。他同样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回答：“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禅宗认为，对于佛、真如等，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述的。希迁用手捂住庞居士的嘴，马祖让他喝完西江水再回答，意思相同。除了以言语的方式来破除学徒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唐代许多祖师还采用棒打口喝的方式，来暗示和启发弟子。采用棒喝方式比较早的祖师是马祖道一禅师。曾有学人问马祖道一：“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二话不说，伸手便打，“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马祖的“喝”曾使门人百丈怀海禅师“三日耳聋眼黑”，百丈怀海的门人希运听说后大惊失色。棒打方式的广泛使用源于青原系德山宣鉴禅师与南岳系的黄檗希运禅师。德山宣鉴即是用棒如雨点来接引学人的。德山经常是对门人“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喝的广泛使用，则始于黄檗门下的临济义玄。临济义玄禅师是临济宗的祖师，他早年在黄檗禅师门下习禅，因此承袭了黄檗禅师严峻的禅风。临济禅师常以大声喝斥接引弟子，故世人称之“临济喝”以彰显他独特的禅教方式。临济禅师将喝作为验证弟子悟性和推动弟子开悟的方式，在多种说法场合中运用。如上堂时，师（义玄）对僧人说：“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罕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让弟子通过这一声大喝，能够去除妄念，佛性显现。义玄禅师之所以用喝的方式来教化弟子，是因为他认为，禅宗“教外别传”的心法，只能够通过反观自心的方式去体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师徒之间充满机锋的话语、通过棒喝的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破除弟子对文字的执着，从而心向内求，内证自悟。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棒喝方式的施用，对中国禅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棒喝貌似戏剧性的行为，其实质在于否定佛经经典、偶像权威，甚至语言文字的权威，是一种把‘不立文字’的宗旨推向极端的行为。”[②]

三、不离文字

禅宗虽主张“不立文字”，但是禅宗要传播和发展还是离不开文字的。这一转变尤其是到了北宋。随着禅宗教义与学理的深入人心，特别是作为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成功实践，其教派典籍日渐渗入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上层人士之心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文字来记载与传承。北宋初年的雪窦重显禅师所作《颂古百则》一书，对一百则禅语用诗偈形式加以评议颂唱，开了“文字禅”之先河。圆悟克勤禅师在此之上编成了数十万言的《碧岩录》十卷。该书的问世，一般视作禅宗从“不立文字”到“注重言教”语言观变化的一大标志，其实圆悟克勤禅师亦是不得不借助文字说禅。

禅家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不是否定语言文字的能指作用，而是力图突破语言文字的局限，不执着于语言文字来理解佛法，即所谓“言语道断，而未始无言。心法双亡，而率相传法。有得兔忘蹄之妙，无执指为月之迷。”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没有语言的中介作用，慧能何由听了《涅槃经》而大悟。慧能虽不识文字却能悟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要语言文字，只是侧重说明领悟妙理与文字无关紧要而已。慧能大师在《坛经》中明确表示：“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坛经·付嘱品第十》）他认为言语就是文字，指出“不立文字”不是不要言语，“不立文字”的实质是不执著于文字，即不被文字所束缚，而不是不要文字。

事实上，禅宗祖师在接引弟子时，不论是以禅机的方式，还是以棒喝的方式，其中都少不了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翻开禅宗代表典籍《五灯会元》、《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碧岩录》，其中所记载的禅宗祖师教化弟子的法语、公案，以及所传授的心法，无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难以否认的是，不仅是历代禅师接引弟子，上堂说法离不开文字，即使是佛陀当年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传心法给迦叶尊者，—同样说了“吾有正法眼藏……咐嘱摩诃迦叶”等话语。

在中国禅宗史上，从不出文记的早期禅师到“不立文字”的慧能，实际上都留下了施化设教的方便法门。入宋以后，崇尚“不立文字”的禅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现了大量的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评唱。但禅宗文字所要表达的是禅意、禅境或禅味，因而即使是文字禅，也往往是借助诗歌偈颂或其他一些含蓄的语言“绕路说禅”来体现的“不说破”原则，目的仍然是引导人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心法。当然也有走的比较远的，宋代许多禅师开始重视前代祖师的言教，出现了“话头”、“看话禅”、“公案”等说法。寺院里还设立了“禅客”制度。即挑选能言善辩者担任“禅客”，在寺院住持上堂说法之时，与之互相问答。这种禅风，被时人讽刺为“葛藤禅”或“老婆禅”。北宋圆悟克勤禅师批评这种禅风说：“祖师西来，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哪里如此葛藤！”[③]即使圆悟克勤禅师有文字禅之嫌，但他还是对繁琐的文字说法表示不认可。

禅宗在立了许多文字，讲了许多道理之后，便特别需要用种种方式来不断指出其本身旨意不在文字，即不能执着文字，不能用它们去真正言说、思议和接近那真实的本体。所谓“不立文字”，只是反权合道。因而慧能灭度前唤门人嘱咐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於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即所谓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在对立的两极间不断往返，体悟双方关系中的特殊意味，以中道之义宋消除极端和对语言的执着态度，表达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和感情，领会那种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的境界。正如宋释惠洪撰《题宗镜录》认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

由“不立文字”发展到“绕道说禅”再到“不离文字”，其最终目的都是让禅宗学徒破除对语言文字的执著与束缚，借助文字的媒介作用，扫除学人的情思妄见，最终达到“不立文字”的自悟目的，达到明心见性的最高境界。（作者：静圣）

[①]《朱子语类》卷126。

[②]方立天：《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碧岩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