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经》佛性思想谈禅宗中国化之特点

如来藏（佛性）自印度到中国的佛教经典传播过程中，屡见于不同经典，亦有不同的名相的表达，比如：佛性、自性、法性、本性、真如、清净心等。

中国早期传播佛性思想的经典主要围绕四卷《楞伽》和《大般涅槃》，隋唐时期，扩展为《楞严》、《圆觉》等。其中《大般涅槃经》中阐述：“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并且说：“一切众生过去之世有断烦恼，是故现在得见佛性。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1]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连同罪根深重的一阐提也能成佛。

与此相关，《坛经》[2]中，六祖惠能曾为无尽藏比丘尼宣说《大般涅槃经》妙旨，后在广州法性寺听闻印宗法师讲《大涅槃经》。又如圣严法师所述：“坛经的思想系统，虽用般若经，实则是沿袭如来藏的观点，用般若的空慧，实证真如佛性，即是明心见性。”[3]同时，《坛经》中，六祖慧能初次见到五祖弘忍时，对答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猎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4]

由此，《坛经》开篇即清晰阐述了佛性没有地域、人我之差别，因而众生皆有佛性，且佛性平等无碍。以上可知，惠能时代，佛性思想非常普遍；并且，《坛经》所阐发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也可以认为是对佛性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和开展。

1、积极适应本土环境，圆融阐发佛教思想

首先，《坛经》引发的中国禅宗对于大乘佛教的“革新”，一方面在于其理论上坚持明心见性，不离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宗旨，另一方面，积极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包括融合儒道思想精华（比如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道家清净无为的本体思想），善巧地发展佛教思想，由此，中国禅宗“一花五叶”的发展趋势，成为推动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征。

其在传承大乘佛教思想内涵中，紧密围绕般若空观和自性成佛的教理，如其论述修行成佛时所说：“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5]其言语之间无不围绕着大乘佛教思想展开，以“般若”之空观、通过自我证悟的“修行”方式、指向“成佛”的终极目的，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烦恼”和“菩提”是一体之两面，“凡夫”与“佛”在于迷悟之别。这一系列的论述，与其说是“教外别传”，不如说其深刻把握了大乘佛教的精髓，并且用最精巧直白的语言叙述，这就是其理论上使得后人追捧而广泛流传的依据。

其次，《坛经》的理论核心并不离佛教的根本宗旨，即：对解脱的终极追求。但值得注意的是，慧能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宇宙人生的产生与结构（有的一面），也不另束缚于追求凡事放下、只为修行（空的一面），其恰恰在于让更多人了解佛教具体修行的重要性。《坛经》中有以下对白：

法海又白：“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令后代人如何见佛？”

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劫不可得见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迷即不见佛，悟者即见。”[6]

可见，其将心性解脱的思想与实际修行紧密结合，是强烈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宗教。其解脱论围绕着自心的迷悟展开，解脱的目的就是要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再次，《坛经》对一念之心的阐发，让人从生涩佛教名相中跳脱出来，认识到清净心的重要性：“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具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7]一念善，清净心生起，就是遁入佛之知见，但这一念夜游善恶染净之分，所以，妄念是遮蔽清净心的，除去妄念，清净心自然显露。慧能门人在公案中常以“动念即乖”、“平常心是道”来继续阐述这类思想。例如，《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1写道：“大德！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离目前。”同样，《宗镜录》卷98也有：“绝诸分别。一念相应。便超正觉。岂用教他多知多解。扰乱身心。所以菩提光明。不得发现。汝今但能绝得见闻觉知。于物境上莫生分别。随时着衣吃饭。平常心是道。”可见，慧能所强调的心性本觉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禅宗修行，使得佛教“破除无明烦恼”的种种教法，显现在禅宗思想脉络中，即是在生活修行的当下，不执着于妄想，对外境不要强加自我的分别之心，那么，吃饭穿衣无不是道。这种将佛教修行推向务实化和极简化，使得越来越忙碌的后人对其思想之认可是一种必然。

2、善巧运用中国文化，务实推动佛教文化

一方面，《坛经》提出：“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8]接着，又引《梵网菩萨戒经》进一步论述：“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9]其所阐发的佛性思想，着眼于体会心性自证的重要性，由体悟心性的重要性而不拘泥于经教。

由此衍生出后续一系列的极具现实修证情景的禅宗公案，以及诸禅门大师对公案的生动解读（禅诗的形成），从而流传诸多禅宗语录，比如描写禅师在山中静坐的情景：“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又如写佛徒禅悟的境界：“江月照松晚风吹，永夜清霄何所为。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以及借用诗句阐述修正境界的对答文体：“林问：‘有事相催问，得么？’师云：‘何得剜肉作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云：‘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凤林云：‘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师云：‘孤轮独照江山静，自笑一声天地惊。’林云：‘任将三尺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凤林便休。”这些饱含美感的对答，都极具鲜明的中国艺术创作魅力，亦不愧为中国佛教文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不得不被看做是中国文化熏陶之下，佛教中国化的深刻历程。

另一方面，《坛经》里的对答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公案、诗词”创作的影子，这对后世越来越多的禅意诗词的出现有极大影响。如：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10]

由此，禅宗形成的一系列公案及语录，对居士学佛及禅意文学创作也造成极大影响。尤其是宋代以后，“以禅入诗”、“以诗说禅”之风兴盛，使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于山水、田园、劳作之外，推向了“理趣”的境界，在中国诗文学中独树一帜。比如：苏轼《送参寥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和《定风波》所显露的洒脱不执著的心态：“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之后，受其影响的韩驹等人的诗更重引禅理。如韩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又如：杨万里论诗也颇带禅味，如说《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要知诗客参江西，正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诗中如“悟”、“空纳万境”、“参透”、“传衣”等都是禅宗用语，这种由禅的境界悟出“神韵”，并进达到“诗禅一致”的文学创作，受到慧能之后的禅宗思想影响的诗论，可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3、强调具体生活修证，迎合不同阶层需求

首先，在阐述戒定慧三学过程中，《坛经》提出：“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11]慧能所强调的定慧等学，有效地阐发了定与慧一体之两面，突出了自我修正的“觉悟”本性，后，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继续阐发此类思想：“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12]由此可见，从早期禅数学说，到南北朝的佛性论，再到禅宗的思想阐发，可以发现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即：从禅宗由理论到实际修正，是一个逐渐蜕变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坛经》中慧能所主张的修行方式是融于生活点滴之中的无念（不执著），在自性与“无念”的关系上，《坛经》如此阐述：“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13]

可见，这种无念之修，有别于深山苦行，同时也并不主张繁文缛节，其重于强调心性的解脱，在强调如来藏性的清净无染，在力求明心见性的过程中，巧妙融入般若空观的理念，让人在去除烦恼执着的过程中，不执著于宇宙万象，从而达到返本清源、自性作佛的顿悟解脱之路。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老庄哲学中的“自然无为”，以及儒家思想的“至善”之道，这种调和空与有的思想，正好是中国佛教融合如来藏性和般若空观的最好证明。

再次，《坛经》提出的佛性思想对人心改造和修行的重要性，如：“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14]，包括其对禅修、戒律、忏悔等修行法门的发展，如：“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15]（对禅修的看法）“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16](对忏悔的看法)“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17]（对戒律的看法）均围绕“自性”和“无相”展开，使得后世禅宗修行法门的生活化、简约化有重要影响。后世禅宗东山法门之开创，其提倡“农禅并重”之理念，使得佛教成为切实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修行方式，而后“百丈清规”的编订，成为中国佛教自行制定的最详尽的佛门僧规，这也使得适合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中国禅宗得以弘传。

以上可见，禅宗反对死守繁文缛节，注重自性证悟以及清净心显现的重要性，这种务实的、以人的自心为本怀的修行法门，以及对大乘佛教宗旨的精准把握，使得其在传承和塑造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过程中得到后世的认可，也为中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做出了莫大贡献。

正如杨惠南所论述的：“中国禅，在诸多印度佛教的流派当中，选择了佛性的说法，而加以吸收、阐扬，必然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因此，中国禅多分佛性，少分般若，从整个中国佛教史看来，一开始就已注定了它的必然形式。佛性说，或许染有外道色彩，但是，它却是最适合中国文化的思想。中国禅，将它巧妙地介绍给中国人，这是它的成功之处。”[18]可以说，形成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禅宗，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哲学在内的文化思想传承，以及佛教中国化之特色，有着重要价值。

[1]《大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大正藏卷二十七，524页。

[2]关于《坛经》版本问题，非本文着眼点，后续论述综合采用集中主要版本的经文内容。笔者注

[3]释圣严：六祖坛经的思想，中华佛学学报第3期，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

[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37页。

[5]《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0页。

[6]《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44页。

[7]《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1页。

[8]《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40页。

[9]《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40页。

[10]《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49页。

[11]《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2页。

[12]《禅源诸诠集都序》卷1，大正藏卷48，399页。

[13]《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1页。

[14]《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41页。

[15]《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3页。

[16]《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39页。

[17]《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1，大正藏卷48，352页。

[18]杨惠南：《禅史与禅思》，台北：东大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