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鹰：写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前夕

• 张新鹰，1952年3月生于北京。
•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专修科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干部研究生班结业。
• 1978年4月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历任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主任，科研处处长，所长助理兼科研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 2008年11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主任。编审。曾任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 现为中国宗教学会顾问。

张新鹰：大藏经，是佛教文献典籍的总集。“藏”，在梵文中原为筐箧之意，乃分类收藏典籍写本的容器，代指全部佛教典籍，所以，大藏经早期在中国曾被称为“一切经”。在佛教发祥地的古代印度，佛教典籍是以律、经、论“三藏”的形式呈现和传承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文三藏的翻译活动绵延不绝，高潮迭起，特别是大乘佛教典籍的汉译，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整全体系，以致产生于古代印度的大乘佛教典籍后来在汉文译本中保存的数量大大超出其原本存世的数量。当然，从佛教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些典籍的藏文译本中还有一些汉文译本所缺少的篇目，但晚近以来也在不断译成汉文，使汉文佛教典籍在保持数量最丰的历史记录的同时，规模继续得到扩充。

张新鹰：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典汉译本身，就是一代又一代富有强烈信仰使命感的高僧大德，在忠于佛教根本教义和基本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传译方式所进行的一场佛教经典汉语再创作的实践探索，总体上应该属于建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探索，可以说是东方古代哲学和语义学领域的重要拓展，更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重大成果。

张新鹰：而进一步昭示佛教中国化不断趋于成熟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则是以僧团为中心的中国佛教信仰者在学修过程中自己用汉文撰写的包括疏释和辑录的海量著述。这些著述在近两千年时间里逐渐增加，由少到多，直至数以倍计地超过了译本佛教经典的总量，与外来原典形成烘云托月、相得益彰的宏大格局。借助这些汉文著述，中国的佛门龙象以“文字佛事”的庄严面貌，孤明先启，分宗阐派，“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在佛教开创“中国世代”的道路上，汉文佛教文献显现着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佛教进入具备固有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并运用秦汉以后标准归于统一的汉文表达媒介，砥砺、融入了这个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发扬光大。这个事实，既真切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刻的精神需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高度的摄受潜能；同时，中国之于佛教，又何尝不是佛教在其发祥地以外得到的最关键的增上缘！没有佛教在中国赢取的恢弘扩展，今天的佛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而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佛教的中国化使佛教在中国最终立足并远传异域，佛教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地位能否实现，是完全难以断定的。在这段波澜壮阔而又千回百转的宗教发展进程中，汉语文以其广阔的被覆性、延展性和强大的表现力、建构力，无可替代地承担了中国佛教的义涵负载工具及传播、存储符码系统的功能。依托数量众多的汉译佛典和本土著述，中国的佛教信仰者结合了掌握精神文化导向的国家力量，沿袭中国自古重视文献蒐集整理、珍惜经典递嬗承续的历史传统，参照而不拘于印度佛教“三藏”编纂和保藏的模式，创新性地确立了“汉文大藏经”这一具有佛教中国化代表性质的汉传佛教文献汇总形态，并且衍生出服务于汉文大藏经编辑、检索的“经录学”知识门类，从而留给时人和后人一座集丰富性、权威性、便利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动态扩展型文化宝库。从八、九世纪“大藏经”一词成为汉语中的固定词汇，汉文大藏经就以其各种版本的不断涌现和广泛存留，为佛教信仰生命活力的绵延壮大，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克难前行，建树了足以荣载史册的不世之功，也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份可贵的遗产资源。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佛教“大藏经”这一概念，其神圣性和普及性在中国影响之广，不但可以从后来道教典籍的总汇也称为《道藏》而窥其一斑，直到今天，前所未有的《儒藏》甚至《马藏》的命名，仍然能够溯及汉文佛教“大藏经”词义的韵味。

张新鹰：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将隋代至明代刊雕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作为特殊对象暂不计入一般的版本形式，汉文大藏经实际走过了从手写本到木刻本再到排印本、从五千多卷增加到一万多卷的长达千余年的漫漫历程。以刻本而言，由北宋《开宝藏》到清前期的《龙藏》，及至被方广锠教授认定为清末开刻的《毗陵藏》，汉文大藏经的不同刻本多达十几种，无论是文献意义还是文物意义，都在汉文大藏经的史苑中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这还不算此期间中国境外的高丽、日本用汉文刻印仿制的几种大藏经。而且，除了帝王可以直接对某些著述敕命入藏之外，每个朝代都有由朝廷发起刊刻的官版大藏经行世，如《开宝藏》《辽藏》（《契丹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龙藏》，其中《龙藏》经版保藏至今，硕果仅存。官版大藏经反映了封建王朝“盛世修藏”的传统作法，是佛教在国家和社会信仰版图上重要地位的体现，也是对以佛教文献形式流传的历代精神文化成果的一次次汇聚，弥足珍贵。刻本大藏经之后，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排印本大藏经纷纷问世，在日本，《弘教藏》（《缩刷藏》）《卍正藏》《卍续藏》陆续成书，《大正藏》后来居上；而在中国，清末至民国，内忧外患，不遑宁处，排印本《频伽藏》不过选择性照搬了日本《弘教藏》，其后的《普慧藏》勉力维持，成为大藏经编印活动在民国时期的绝响，与汉文大藏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相比，再不可同日而语。

张新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汉文大藏经从文物保护和古籍整理两个层面进入国家文化事业百废重兴的发展规划当中。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自1949年起，断续历时17年，将抗战时期八路军从日寇觊觎之下拼死抢出、辗转收入馆藏的《赵城金藏》孤本近五千卷揭裱整修完毕；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委托学部委员、著名佛学专家吕澂先生研究新编大藏经的可行性，吕澂先生撰成《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依凭传统框架而有所创见。但是，真正着手编纂新中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的国家行动，还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82年开始的。当年3月，刚刚于1981年12月恢复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会议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全力主张，批准启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纂工程，任继愈先生任主编，中华书局负责出版。1987年，又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启动《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编辑，与汉文部分形成呼应之势。任继愈先生为汉文部分组建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先后有160人参与编辑局的工作。《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为基础，逐句对勘《房山石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藏》《清龙藏》《高丽藏》等八种版本，形成校勘记，置于每卷之后；全书采用影印方式，既保存了国宝面貌，又以校勘手段展现九种藏经的文字异同，识者咸认此为其独有之优长，非国家之力支持而不可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97年出齐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总目》，这一重大工程至此告一段落。

张新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编辑出版的汉文佛教大藏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一项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正如方广锠先生所说：“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清理传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佛教文化占有重要地位。两千年来，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佛教文化，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而汉文大藏经必将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编纂《中华大藏经》也是顺应这一历史的需求。”

张新鹰：按照《论证报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计划分设11个部类：

• 印度典籍部，收入印度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经律论、贤圣集传。南
• 典籍部，收入南传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律经论三藏及三藏以外的其它南传佛教传统典籍。
• 藏传典籍部，收入藏传佛教典籍汉译本。包括甘珠尔、丹珠尔及历代传承的松贲文集。
• 汉传注疏部，收入关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典籍的注疏及复疏。
• 汉传撰著部，收入论述教义的佛教典籍及对这些典籍的注疏与复疏，以及佛教的论文总集、纂辑、僧人个人文集、类书等佛教文献。
• 史传地志部，收入各种佛教史传及佛教历史地理学著作。包括总史类、别史类、史料集、寺志、山志、僧人行脚纪、各种地方史志中的佛教资料等。
• 忏仪部，收入各种佛教忏仪。
• 疑伪经部，收入各种疑经与伪经。
• 论衡部，收入中国儒释道三家论议佛教的典籍、言论。这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中极有特色的一个部类，拟从《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丛书》、《道藏》及各代总集、别集和各种历史文献中选取儒道两家对佛教的评论和佛教与之论辩的篇什，全面反映历史上佛教与儒道两家的关系及其思想交融。
• 外教部，收入历史上与佛教曾有交涉的国外其它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摩尼教、景教等的相关典籍汉译本。
• 目录音义部，收入佛教目录、音义等各种工具书。

以上11部类拟收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典籍，可分为“历代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包括一部分后增入的有《千字文》帙号但未能收入《正编》的）”和“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合计约3.6亿字。

张新鹰：《续编》在形式上与《正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全采用标点重排，其工程总量之大、技术难度之高，组织事项之繁、经费需求之巨，可想而知。任继愈教授年已耄耋，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又十分繁忙，但他对有关《续编》的重要事务无不躬亲，甚至亲自修订样书标点，亲自到国家图书馆借出古籍供点校者使用。在任继愈先生领导下，《续编》通过互联网，在社会上经考试遴选，连同部分编委组织联系的专业人员，组建起200余人的点校审读队伍，制订了标点校勘体例和三审流程、工作转单、点校合同、报酬标准及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续编》标点工作大面积铺开。

张新鹰：任继愈先生去世后，杜继文先生以常务副主编名义担负起主编职责。2009年11月，杜继文先生召开会议，明确了任继愈先生逝世后《续编》的工作思路和基本分工。为加快工作进度，2010年1月，八十高龄的杜继文先生亲自协调，支持杨维中教授牵头组织起一支以南京大学宗教学系师生校友为主的近百人团队，承担从点校到二审的“一揽子”工作程序。随后又在陕西、浙江、山西建立或完善了类似的团组工作模式，会同分散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单独学者和少数社会受领人员，进一步严密了点校人力网络，提高了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效能。自2010年到2017年，杜继文先生每年召开一次年度编纂工作会议，除了2017年12月这一次他因87岁高龄未能出席之外，每一次他都要到会发表讲话，包括和与会学者具体讨论点校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2010年、2011年、2012年的编纂工作会议，分别在苏州西园寺、杭州灵隐寺、西安大慈恩寺举行，普仁法师、济群法师、宗舜法师、光泉法师、增勤法师等佛教界人士参加会议，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给予热情关照。

张新鹰：2012年7月，傅新毅教授受托编制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拟目（初稿）》。根据任继愈先生最初的想法，《续编》应该包含的《正编》未收的历代入藏篇目，时限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底本主要来自中国《嘉兴藏》《普慧藏》、日本《卍续藏》《大正藏》，并自2002年开始已按照以上范围安排点校工作。傅新毅《拟目》也是基本围绕上述各藏产生。杜继文先生则提出，《卍续藏》和《大正藏》都不是中国编印的，以它们为底本不免有些遗憾，点校前最好能找到中国自己出版的相同篇目作为底本，替换《卍续藏》《大正藏》底本。为此，编委会办公室和点校者花费很多心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寻得一批国内古籍，如金陵刻经处刻本和若干种国家图书馆藏单刻本，成功地替换了一部分原来的底本。

张新鹰：2012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按照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的要求，就《续编》工作召开专家座谈会，对《续编》方案进行评估性研讨。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先生，宗性法师、光泉法师等几位佛教界善知识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知名学者，在会上充分肯定了《续编》编纂计划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一系列中肯的建议。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对与会专家付出的心力表示诚挚感谢。这次会议，实现了对《续编》立项合理性的第三方论证，促成了一年以后国家出版基金对《续编》经费预算的通盘确认。佛教界诸多高僧大德积极参与《续编》有关工作（包括参加此次论证及历次编纂工作会议，也包括柏林禅寺明海法师慷慨捐赠《新纂卍续藏》一部用于底本选择，还包括部分学僧直接从事篇目点校工作），标志着《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得到了中央党政部门、学术界、宗教界、出版界的共襄盛举，表明了这项事业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和共通性价值，同时，也成就了一段可以永久铭记的历史佳话。

张新鹰：2013年11月19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和详细测算，全面认定《续编·甲部》的项目规模和最终目标，确定了资助总额。会议议定《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应在2019年底完成出版，所需经费，国家出版基金逐年予以保证。甲部出版以后，乙部也将提上日程。

张新鹰：2015年10月，傅新毅教授在2012年《拟目》基础上编定《续编甲部出版目录》。根据该目录，《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篇目总数为2272种（含存目48种），8496卷，总字数约二亿。由于原定11部类中的“论衡部”全为乙部内容，甲部确定包含10个部类，名称调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