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 | 纯一法师：佛教与中日书法交流

• •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纯一法师
  • 南昌佑民寺方丈

  引 言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璀璨的文化照耀于世，对周边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汉字、儒学、陶器、历法等，引起了周边地缘国家如醉如痴的倾慕、学习、效仿和吸收。

中日交流始于汉朝。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在古代，日本人学习汉字，并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学习、使用汉字的同时，他们也移植了中国独特的汉字造型艺术——书法，而且发展创造了本民族的书写艺术——日本书道。中国书法艺术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与喜爱，在日本，人们把它称为“书道”。在汉朝至宋朝的1400余年中，中日书法交流的主流是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书法在中国的影响之下经过了唐风书法、国风书法两个阶段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书法样式——和风书法。其中，作为舶来品的印度佛教在中华大地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高僧书法的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字和汉籍儒典的传入，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演汉籍和诵读佛典的风潮勃然兴起，并成为书记和活用汉籍的文字表现，成为吸收儒学和佛教思想的契机。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已较频繁，汉字在双方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书法艺术是伴随着汉字引进而发展起来的。根据汉字部首和局部笔画创造的假名出现前，日本使用的文字与中国的完全相同。假名的问世，为日本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日本书法艺术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为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和制度，前后5 次派出遣隋使，随行有留学僧。此后唐灭隋，舒明二年（公元630 年), 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至奈良朝宽平六年（894) 共派遣遣唐使 19 次，成功抵达唐长安者15 次。

当时的书法主要有写经、造像铭、墓志、碑文等，只是遗品极少。墨迹存有圣德太子注释《法华经》的自笔草稿本《法华义疏》四卷。书有楷、行、草三体，运笔疾速，字体圆转轻妙，虽模仿六朝书风，仍带有一种民族化的风格。造像铭遗存有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背光铭文（公元628 年），呈现为严整的六朝书体，又略带日本风味。而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背光上的造像铭，则风格粗劲，与西魏时期的写经体相近。碑文有京都放生院桥寺宇治桥断碑，它记录了646 年元兴寺僧道登修造宇治桥的经过，其厚重的书风堪称日本碑文中的杰作。

当时的书法，主要模仿六朝书体。由于不甚理解，故带有一种被动的民族化。总之，它距离日本书风的形成，还相当遥远。

中国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在公元8 世纪的盛唐( 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初期)，受到极大的重视，日僧空海（弘法大师）（774—835年）留唐时，与当时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友，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努力钻研各种笔体和各家书风，有“远绍羲献”之誉。他还与橘逸势、嵯峨天皇并称精通书法“三笔”，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

三笔之外的重要书法家首推最澄。最澄大师比“三笔”有过之而无不及。弘仁四年（公元813 年）最澄给空海弟子泰范的书信《久隔帖》，表现出雅风清韵之气质，实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它是学习唐朝僧人怀仁于咸亨四年（公元673 年）《集王圣教序》而书的。《请来目录》是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 年）最澄在唐留学修行时于越州书写的佛典目录，以优美端庄的楷书体书写。《请来目录》、《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等作品，均属最澄如理如法学习中国书法的高风亮节的上乘之作，令日本后世习书者乐于尊崇和临摹。

整个9 世纪，日本国的文化继承了前代所受唐文化的影响，书法亦不例外，随着宽平六年（公元894 年）以后遣唐使的停止派遣，部分僧侣乘商船赴中国继续求学，文化的重担似乎落在贵族和僧人的肩上，于是出现了新的转机，即唐风文化向和风化转变，这一倾向到10 世纪已经非常明显。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日本书法艺术不仅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和艺术气质的“和式”书法艺术，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直至今日，书法在日本仍是一门很盛行的艺术。日本书法发展和变迁到今天，是在中国书法艺术的输入和不断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日本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

遣唐使中，留学僧有玄昉、空海、最澄等。他们留唐的时间，短者一年，多者数年乃至十数年，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繁荣奈良朝文化都创造性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绩。

“书道渊源谊最亲”。唐代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使艺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遣唐使、留学生等将中国书法名家墨迹带回日本，替中国保存了一大批书法真迹。在我国，“墨迹”这个词是指所有的亲笔书物，而在日本，它有特定的含义，它特指我国宋朝时期禅宗高僧的笔记，或者指以日本临济宗为主的禅宗高僧的笔迹。日本国民对于“墨迹”还曾用过一个词，叫“肉迹”，即有血有肉，痛痒有关，可谓贴切至极。自古以来，这种书法大家的亲笔墨迹都是无价之宝。此时，传去日本的墨迹中，有一件《真草千字文》，经今人启功先生鉴定为王羲之第七世孙智永禅师的真迹，但是，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在为这件墨迹题跋时，却不敢称其为真迹，而谓之唐摹，又见其点画并非廓填，于是题作“摹法已兼临写”，作模棱两可之论，这就是由于法书罕见，人多对面不识。相传当时智永写了八百件《真草千字文》，分发给浙东诸寺，到今天，只有日本一卷存于人世，令人扼腕！

此外，佛教的传播与书法的交流有着很大的渊源。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随着佛教在日本流行，书写经文一时成为风尚，且规模较大。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 年）招募了大量书手在川原寺书写了数千卷经文，从此写经活动不断发展。通常，写经用纸是用黄色染过的麻纸、谷纸和斐纸等，墨书较多，用金泥、银泥书写的紫纸金泥、蓝纸银泥这样的装饰经卷也时有问世。

出于对佛法的无上信仰，体现出佛经的神圣性与庄严性，所以，历代写经的书体多采用为严肃而明快的楷书方式。因为经书与佛教信仰不可分割，书写经典本身就是信仰的体现，既有功德，又能增长智慧，消灾免难。因此，写经僧必须以虔诚的心境和规整的书法来完成这项神圣的事业，讲究挚诚，以修心为主，这就无怪乎我们在经文中很难看个性化的表现了，通常称之为写经体，是佛经书法的基本特征。日本受中国写经体书法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日本最古的写经《金刚场陀罗尼经》（公元686 年）与中国初唐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书法风格极为相似。被称为“大圣武”的《贤愚经》字体肥大，大概是熟练的书生所作，是写经中较有个性的作品。《金字金光最胜王经》是天平十三年（公元741 年）圣武天皇诏令书写，被安置在诸国的国分寺的塔中，是典型的紫金泥经，极具装饰美，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写经。

而此时中国正流行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唐太宗非常喜好王羲之书法，曾在全国寻找王羲之的真迹，并让书法高手临摹复制，王氏书法风靡大唐，也波及奈良朝廷。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 年）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生前喜爱的宝物，奉献给东大寺金堂本尊毗卢舍那佛，其中 《书法廿卷》 全是王羲之书法的复制品，此后献给东大寺的宝物中也有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献物帐中这部分目录标题就称《大小王真迹帐》。这些真迹及摹本可能是由遣唐使或唐朝僧人鉴真大师带入日本的，现在，正仓院里真迹已无遗存。著名的《丧乱帖》和《孔侍中帖》是原来《书法廿卷》的一部分。而光明后手书《东大寺献物帐》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书法作品。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以王羲之的书法为模板，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书法遗作，圣武天皇的《杂集》是天平三年（公元731 年）31 岁时书写的，为行书细体字，很有力度。光明皇后的《乐毅论》是天平十六年（公元744 年）44 岁时所写的，临摹王羲之，笔法精致，气度丰厚。《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与《乐毅论》相比，则是自由豪放的笔法。

在镰仓时代，中国书风的影响再起。荣西和道元到中国宋朝学习禅宗，不仅给日本传来临济禅、曹洞禅，而且与传入律宗的俊艿同时带来了宋代的书法风格。俊艿在中国期间书法即颇有名气，回国带回大量书法模板如法帖、碑文等，表现出他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天福元年（公元1233 年）道元书写的《普劝坐禅仪》属黄山谷风格的作品，这些书作书如其人，显露出禅者修行谨严冷峻的气息。

另外，此时不仅有去宋朝留学的日本僧人，尚有中国宋、元来日本并归化的禅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人均定居日本，兀庵普宁后返回中国，他们共同创造了兴隆的禅宗文化，同时也为日本书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书风。特别是兰溪道隆学习南宋张即之书法，技艺精湛；一山一宁则擅长草书，功底深厚，风格独特。镰仓至室町期间的高僧宗峰妙超（大灯国师）的书法，有“气吞河山”之势，书风严谨，气质非凡，吸收宋代书法而又自成一体。这些宗门高僧的书法在日本被称为“禅林墨迹”，极为珍贵。培育了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众多书法家的梦窗疏石，书风雅洁洗练。随着宋风书法的流传，原有的和风书法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书法在日本流传了千百年，经过日本人的学习与发展，形成了具有浓郁日本民族风格的书道。其假名书、“少字数”体，都是中国书法中所没有的。日本书道中笔法的新奇，用墨的变化，都大大突破了中国书法固有的审美观念。这些，都是可供我们研究、借鉴的。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的促进，到唐代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百事皆仿唐制”，连当时新建的国都奈良，其城市之布局和风格完全效仿中国唐朝的都城长安。总之，积极汲取中国书法文化的营养促使日本书法文化迅速发展并走向了成熟，而国风文化把外国文化真正变成为日本文化，从而发展创造出了日本民族的书写艺术——日本书道。

新中国成立后，以已故会长赵朴初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通过书法艺术为媒介，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佛教界和书法界的艺术与友好交流，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相信未来的中日佛教书法交流必将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结 语  

以上是本人《中日佛教书法交流史》书稿的开题报告，权当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

本课题研究尚在进行中，主要是对佛教在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地位进行系统的发掘与梳理，追溯中日两国佛教与书法交往中的时代特性、思想内核、书僧代表、作品风格等，包括写经、造像铭、墓志、碑文等方面，借以寻找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同异，并弘扬和展望中日书法艺术以及佛教书法艺术相互交流促进的友好传统，以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