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回顾几则僧人爱国故事

爱国，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都是不会过时的话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先辈们用热血为我们奠定的基业，能指引我们更好地爱国。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今天就由禅风君盘点一下，人们眼中“与世无争”的佛门中人，在国家危难之时，如何成为爱国的典范。

在抗日战争中，有那么一批爱国僧人，他们同军人一般拼杀战场，保卫国家，被人民亲切地成为“僧侣军人”。

1939年初，抗日战争的战火燃及两湖地区，南岳宗教界的抗日热情也被激发了。1939年4月，巨赞法师、演文法师等5位法师决定建立一个僧人抗日救亡团体，并定名为“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随后，叶剑英将军建议改名为“佛道救难协会”，以联结更大的力量共同守卫祖国，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正式诞生。

70多名年轻僧、尼、道接受一个月集训后，两个宣传抗日组织就此成立。以巨赞法师、演文法师为首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以暮笳法师、绍贤法师为首的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两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他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广泛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帮助抢救伤员，为阵亡将士诵经祈祷。此外，他们还根据日本国民大多信奉佛教的特点，向日军散发传单，宣传“不可残害众生”的佛理，在各个方面击溃日军。

说到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便不得不提周恩来总理。协会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来到上封寺，看了巨赞法师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好，又应巨赞法师之请，写下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巨赞法师担心与教义不符，周恩来解释道，“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

抗日战争的全面打响，不仅是前阵的战斗，也需要后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拼争。

抗日战争期间，圆瑛法师与明旸法师多次远赴香港、东南亚等地讲经弘教，一方面，战争时期人们很容易陷入到恐惧恐慌的状态当中，佛法能够赋予人们力量，更积极地去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筹集善款，给与前线人员最有力的支持。

日军自然也知道中国需要向外求助，因此严锁进出通道，圆瑛法师与明旸法师募捐回国后曾被捕入日军监狱，但面对酷刑，他们坚贞不屈，一身浩然正气绝不低头。

除了讲经弘教，圆瑛法师与明旸法师还参与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在战地救助战争伤员；筹备成立了难民收留所，亲任总务工作，赈济救助战争难民。

日本在侵占中国期间，除了压制经济和军事实力外，还时常兴办学校，对小孩们进行思想灌输，企图从思想文化上奴化下一代。

面对这样的局面，办学经验颇为丰富的净严法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毅然停办了佛学社，改办为“佛光小学”，招收贫苦儿童入学，不收任何费用。

而在这所“佛光小学”里，孩子们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还有佛教中爱国爱教的思想，他们得以在这个特殊时期，不被日本军国主义所毒害。

抗战爱国的僧人绝不只有禅风君前文所介绍的，太虚大师、宗月大师、弘一大师、虚云长老、法尊法师、寂然法师等等无数佛门弟子都在这场危及国家与人民存亡的战役中积极投身。

近代与现代，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社会生活上，几乎都完全没有可比性。但在爱国这一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统一和共同之处的。如今，很多寺院都成立了慈善组织，对抗战的老兵进行关怀，对贫困的地区进行帮扶，对受灾的地区进行救助，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这些或许有时表现得不容易被察觉，但却也是最纯粹的爱国。

“爱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会过时。只有当我们将爱国爱教、护国护教的思想融入到现代的佛门寺院和日常生活中，才能体现其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