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李利安教授主讲：《从密宗祖庭大兴善寺看佛教的中国化》

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佛教文化，以实际行动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经西安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西安市佛教协会主办、密宗祖庭西安大兴善寺承办的“明宗溯源再续佛光——祖庭住持讲祖庭”活动于2019年9月8日至9日在大兴善寺隆重举办。

作为本次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9月8日上午，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应邀在大兴善寺礼堂作题为《从密宗祖庭大兴善寺看佛教的中国化》的主题讲座，从而正式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讲座由西安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唯识宗祖庭兴教寺方丈宽池法师主持，西安市委统战部、西安市宗教事务局、西安市佛教协会等单位的相关领导也出席了本次讲座。参加听讲的还有西安各祖庭寺院的方丈和著名寺院的多位法师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佛教文化爱好者三百余人。

李利安教授

首先，李利安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主题的缘起。“来到大兴善寺，就说大兴善寺”。在党中央提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发现佛教在历史上恰是所有外来宗教中国化最深刻、最到位的宗教，并因为这种中国化而重新改组了中华文化的结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支撑中国社会体系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佛教中国化堪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而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历来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标志。大兴善寺作为密宗祖庭，在佛教中国化方面也有突出表现，但学界过去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次讲座以“从大兴善寺看佛教的中国化”为题，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察和理论思考。

从大兴善寺这个具体的佛教寺院，如何观察佛教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中国化，特别是从一个皇家寺院兼宗派祖庭的身份来看，肯定蕴含着很多具体而详实的历史信息。面对这个学界很少完整涉及的话题，李利安教授在讲座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说明。

“大兴善寺”的“大兴”二字意为“宏大兴盛”，其来源与隋朝最高统治者文帝杨坚有着直接联系。隋朝建立之前，杨坚因功被北周皇帝封为“大兴郡公”。这就是“大兴”的由来。隋文帝登上皇位后，兴建新都城，名“大兴城”；在城中建寺，也以“大兴”二字命名。此外寺名中的“善”字取自寺院所在的坊名（靖善坊）。封号和坊名结合，成为寺院的名称。从命名来看，这座寺院和最高统治者结合在一起。其中包含了诸多的政治意涵，彰显了最高权力的存在，暗示作为一个道场，背后有强大的皇权作为支撑。这是中国式政教关系的典型表达，所以从名称就可看出佛教来到中国后在政教关系层面所展开的中国化过程。

另外，中国文字的特点是将两个各具内涵的字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别样的含义，因此，“大兴”也可以理解为动词，而“善”从世俗意义上讲，就是做好事，从佛教的角度讲，则是信仰佛法、修行佛法、成就佛法。所以，“大兴善”意味着当朝皇帝倡导佛教文化，并以此引导善心善行，这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工程了。中国人自古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命名中冀望彰显存在、寄托希望、表达关系、构建实事，因此世代好名重名。“大兴善”一名将多种意涵交集在一起，呈现多重意味。从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佛教进入中国后发生的中国化转型。

继白马寺之后，整个中华大地上，不断有新的寺院建立，但就个体寺院建设来看，创建的时间很有讲究。时间代表一种时运，也算是另类风水，它预示历史起伏变化的线索。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胸怀大志的隋文帝接受北周皇帝“禅让”登上皇位，要大展雄才，做很多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全面复兴佛法，向国人宣示佛法是国家具有统治意义的思想体系。登基第二年，即公元582年，杨坚就创建了大兴善寺。这说明隋文帝对佛教高度重视，把复兴佛教作为重要且不能再拖延的任务。资料显示，该寺之前就已存在，但是规模小、无影响力，也不是国家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可以认为该寺实际的开创时间是公元582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建寺，说明新的王朝要和佛教发生最亲近的因缘。史料也证明隋文帝登基之后，立即启动了全面复兴佛法的历史进程。新旧王朝的更替，佛教发展运势的起伏，都凝聚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了。这也充分说明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讲座现场

大兴善寺山门北题有“五冈唐镇”四字。“冈”就是高岗、高地。大兴善寺就位于“五冈”之地，也就是第五道高岗所在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李教授讲到，原来，隋文帝登基后，不满意长安城的狭小局促，命令宇文凯重建一座新城作为王朝首都。宇文凯在龙首原上观察，北面是涛涛向东的渭河，南面是道道高坡延续至巍巍终南，依次排列有六道高岗，在此建城，不但符合八卦原理，而且与左冯翊、右扶风相互辉映，形成帝王之地的气势。

新城于582年开始修建，起名大兴城，也就是唐代的长安城。宇文凯用《周易》八卦中的“乾卦”来解释新城的布局。在《周易》的数字排列当中，九为最大，其中核心位置是五，二者结合，就是最尊贵的九五。“五冈唐镇”就位于九五之地，即从龙首原算起的第五道高岗。“初九”即地处龙首原上的第一道高岗，卦象里讲“潜龙勿用”，修建宫殿北面雄厚坚固的防卫体系。“九二”卦象中讲“见龙在田”，建立皇帝居住的宫城。“九三”卦象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建立皇城，为朝廷百官所在之地。“九四”的位置为百姓居所。“九五”卦象里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即九五贵位，一般人无福享用。以谁的福德能安住其中？诸佛菩萨和太祖神仙们。兴建大兴城，并在九五贵位建立具有神圣意义的大兴善寺，既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卦象密切结合在一起，也是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战略地位和总体布局的呈现，体现了隋文帝的雄心壮志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大兴善寺建在长安城如此显贵的位置上，与印度的地理观念全然不同，所以从地理空间上讲，大兴善寺的空间选址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体现。

佛教传入后，面临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挑战。最终三教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即中国化的佛教。尽管历史上很多皇帝好佛，但在治国理政、协调君臣关系、维持天下秩序时采用的都是儒家思想。大兴城由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构成。回首北望，宫城皇城都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出了朱雀门，正中间就是宽阔宏伟、支撑整个大兴城的朱雀大街。沿街向南，到了九五之地，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和东西走向的第五道高岗汇聚一处。向东看，是代表佛教文化的佛寺大兴善寺，向西看是代表道家文化的玄都观。

朱雀大街与九五贵位的焦点，汇集了儒释道三家文化，儒家坐镇，佛道策应。这样的文化地理空间格局，象征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框架，那就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儒释道三教并立互补，相互激发，彼此融合，构成一个完整而特别的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大兴善寺的存在从整个格局来看，也是一种文化关系的体现。兴建都城时将一种国家文化战略以文化关系的空间格局方式呈现其中，实属罕见。

整个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主要有四大宗教文化区，各自包含不同模式的政教关系。一是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并立、相互争锋，直至后来政教分离；二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三是印度的政教分工（婆罗门阶层掌握教权，刹帝利阶层掌握政权）。第四种模式是中国的“政主教从”。早在三代、尤其是商周时期，在中国宗教中天子就代表天。当祭司阶层协助天子处理人和上天的关系时，就出现了宗教从属政治这样一种文化。春秋战国、特别是董仲舒之后，提出天人感应，宗教可以协调政治，但也要服从政治。在此之后，宗教始终游离于政治之下。佛道出现之后，更是游离于政治之外。从国家角度讲，出现“神道设教”。

从宗教的角度讲，“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宗教依赖于皇权，且依附性很强，给中国宗教政教关系一个名称，就是“政主教从”。这是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格局，在此格局下国家对宗教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力、有实际的管理权限。如此一来就要说到在这方面有中国特色的大兴善寺。大兴善寺不仅是一所寺院，隋朝时期把宗教管理机关昭玄寺设在此，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这里是国家管理宗教事务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是宗教政策的诞生地和执行地。这就是隋朝的模式。从国家宗教管理的角度来说，大兴善寺是中国政教关系及宗教管理模式的体现。

宗派的形成是佛法在中国达到兴旺状态的体现。历史上，佛法僧三宝次第传入，代表佛教正式进入中国。第一步，佛舍利在秦朝进入，代表佛来到中国（学界有争议）。第二步，公元前2年，大月氏（今阿富汗地区）王使伊存在汉长安城为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佛经传入中国。第三步，白马寺的建立代表僧宝最早来到中国。继《浮屠经》之后，印度大小乘各部派佛法通过一部部典籍相继传入中国，输入过程长达一千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译经人才倍出，学说思想纷呈，最终在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八大宗派。

隋唐之后的佛教靠宗派传承、支撑，宗派引领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所以宗派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而大兴善寺就是八大宗派之一密宗的祖庭。密宗祖师“开元三大士”曾在此开创中国化的“纯密”，尤其是三朝国师不空，长期在大兴善寺译经讲经，开坛灌顶，密宗文化大兴于长安，并由此传向全国。此后不空的弟子惠果从大兴善寺到青龙寺，并在青龙寺传法日本空海，将长安的密宗传入日本，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任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由从日本高野山接回源于大兴善寺的密法，实现了密法的千年回归。密宗讲究身口意三密相应，结各种不同的手印，诵不同的咒语，作各种观念，形成不同的法门，极其丰富多彩，并留下大量法事仪轨和造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密宗，就没有后世中国佛教的存在形态。

在整个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一种文化如此长时间大规模远距离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的现象是罕见的。这一过程首先是通过译经来实现的，而在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上，大兴善寺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隋朝时期开皇三大士在此译经，大兴善寺为国立第一译场，特别是来自今天印度总理莫迪故乡的达摩笈多在此译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朝时期，该寺为全国三大译场之一，尤其是不空在此译经，数量可观，影响广泛，印度后期佛教的核心经典基本传入中国。

从译经史来看，这里的译经方法、译经原则与其他译经制度等译经文化，为后世译经树立了典范，对近代以来的翻译事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地译出的佛经在后世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巨大。今天我们观察佛教进入中国后所发生的中国化，其第一步就是通过译经来实现的，把一种看不懂的文字翻译成汉文，就是中国化最直白的表现，何况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必然同时加入思维方式与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因素，所以中国化在译经过程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大兴善寺是中国汉传密法的诞生地，而密法是一种通过三密相应的超理性佛教修行方法实现即身成佛的信仰体系，蕴含着对佛菩萨神秘力量的崇拜，并坚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和这种力量实现沟通，从而获得加持，实现修行的目的。密法中的咒语和各种作法均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神圣性极强。晚唐以后的密宗，虽然在纯正性与完整性特别是传承的有序性方面已不复存在，但转型了的密宗通过造像、手印、咒语、忏仪等形式大规模存在于中国佛教的修行体系之中，发挥了密宗文化特有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此外，大兴善寺还是三十三观音中的蛤蜊观音的供奉之地。历史上流传的唐文宗在蛤蜊内见到观音形象并最终将这尊观音供奉在大兴善寺的故事，证明了大兴善寺和观音菩萨的深厚因缘。今天在寺院大殿的后面有观音殿，殿前露天空地上供奉着地藏菩萨，两侧偏殿供奉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形成一个以菩萨供奉为主的院落，而观音信仰以及四大菩萨信仰体系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印度并不流行四大菩萨体系。所以，从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这一角度来讲，大兴善寺也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历史上这里有很多官宦士人和平民百姓前来游览和从事宗教活动，大兴善寺一直是云游参访的胜地，留下很多文化遗迹和美丽的故事，其中很多已传为佳话。近代以来，陕西佛教的复兴也有大兴善寺的重要贡献，太虚、心道以及康有为等大师级人物都与此寺结下深厚的缘分。甚至中国共产党西北地区的早期领导人也曾在此聚会议事，今天留下的这座礼堂正是社会人士与大兴善寺结缘的体现。特别是宽旭法师免去寺院门票以后，寺门广开，信众云集，人脉旺盛，至今大兴善寺堪称西安城区规模最大、信众最多的寺院。从古到今的这种人脉之旺，使大兴善寺与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化正是在这种与社会的深度对接中逐渐推动起来的，中国化的成就也从这种对接中得以影响社会，发挥其化中国的积极作用。

通过以上讲解，李利安教授将大兴善寺所体现的佛教中国化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他在最后强调指出，面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文化，我们在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同时，要以高度的自信，在全球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积极开展交流互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人类文化不断发展进步贡献应有的力量。

讲座结束后，很多听众手捧李利安教授主编的《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索取签名，气氛热烈。大家对李利安教授的全场脱稿演讲表示赞叹，对本次演讲所达到的流畅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学术性与启发性均给予高度肯定。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向李利安教授的精彩讲演表示感谢，并期待李教授以后再次光临大兴善寺讲堂。

据悉，在本次讲座之后，陕西师范大学吴言生教授还主讲了《长安与中国佛教》，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主讲了《大兴善寺与密宗形成》。9日下午举行了“汉传佛教祖庭住持讲祖庭”系列活动闭幕式。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史晓红，西安市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永奇等出席了闭幕式。（文：杨浩楠 图：来源“密宗祖庭西安大兴善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