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前的端午节 太虚大师在这里写了首诗

这首诗写作于七十六年前（1946）端午节的清晨，写作地是灵隐寺听涛轩，作者是近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与大师创作于灵隐的其他诗作不同，这首诗显得格外厚重，无论是“劫后痕”，还是“十年重宿”，都将我们重新带回那段八年烽火甫告平息的岁月……

太虚大师虽未住持过灵隐寺，但他一生的弘化事业，从《海潮音》的创办，到教制改革的初期实践，均得到了民国时期灵隐寺数代住持的大力支持，他本人还被礼请为灵隐寺座元。1927年至1936年间，大师多次留居灵隐讲经、休养，灵隐寺幽静灵秀的环境和众多友人给了他诸多慰籍与帮助，他的不少重要著作也问世于此。

作为近代中国佛教领袖，大师将弘法利生的事业同对国家的救亡图存紧密结合起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意图已是人尽皆知，国家正值危亡之秋。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身为中国佛学会理事长的太虚大师挺身而出，前后八次致电日本佛教界，呼吁日本和受其殖民统治的台湾、朝鲜佛教信众迅速联合起来，秉承佛训，反抗日本军阀、政客，阻止战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太虚大师不仅第一时间通电全国佛教徒，还奔走于各地发表演讲，呼吁全国佛教四众弟子迅速行动起来，团结抗战。与此同时，大师不遗余力地参与筹建各种抗战机构，鼓励各寺院青年僧人组成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并通过募捐救济流亡同胞。

另一方面，为了发挥佛教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的特殊作用，太虚大师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的身份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佛教法会和高校学府中发表演说，宣示中华民族与中国佛教为公平正义而奋战的决心。这些努力赢得了到访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打通西南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贡献良多，大师也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抗战胜利勋章。

而在此期间，位于沦陷区的杭州灵隐寺则遭受了深重灾难。日军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月侵占了杭州，红十字会设难民收容所于灵隐寺，收容难民五六百人。由于难民拥挤，秩序混乱，失火把灵隐寺的客堂、伽蓝殿、东山门、焚香阁焚毁，而大殿、天王殿经僧众奋力抢救方得保存。此后的数年间，日军在杭州强横霸道，灵隐寺的境况更是窘迫，常常无米为炊。

远在重庆的太虚大师始终记挂着这座与他有着深厚因缘的古刹，民国三十年（1941）七月，大师作《抗战四年来之佛教》，以纪念“七七事变”四周年，勉励众多佛弟子，文中特别提到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如灵隐却非和尚，与留日回国僧天慧等，要皆志节皎然，绝无如各政党及教育文化绅商工学各界甘作汉奸之被征实者……由斯可见佛教僧寺无负于国家社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三日，太虚大师终于回到了暌违十载的杭州，驻锡灵隐寺，与知交却非法师会晤。故地重游，老友相见，太虚大师思绪万千，遂于次日清晨写作了本文开头的那首《宿灵隐听涛轩丙戌端午晓起》。

这首诗的前两句“一抚西湖劫后痕，十年重宿听涛轩”，抒发了大师内心对一场浩劫、十年风霜的感慨和对西湖灵隐劫后逢春的欣慰；而后两句“小康民族大同世，次第冷然入梦魂”，则是大师对于二战之后的中国与世界前景的美好期待。这份轻松喜悦也体现在了端午当天大师和弟子福善法师泛舟同游西湖时共同写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中：

遗憾的是，大师并未能看到小康民族、大同世界的最终实现，此次留宿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灵隐。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也就是太虚大师离开灵隐的九个月后，常年操劳的他中风旧疾复发，虽经多方医护，还是于十七日圆寂在了上海玉佛寺，终年五十九岁。

今日又逢端午，太虚大师圆寂已经七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国与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相比，早已天翻地覆。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传统节日，重读大师于圆寂前一年端午节清晨写作于灵隐的这首诗，一代高僧积极呼吁和平、慷慨共赴国难的感人精神和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为众生的深切悲心，却又仿佛从未远去……（来源：灵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