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博学笃行家有范 深思明辨德无心—— 黄夏年研究员

博学笃行家有范  深思明辨德无心

—— 黄夏年研究员专访

黄夏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前社长、《世界宗教文化》前主编）

我的老家是在江苏常熟。常熟这个地方名，梁武帝时期就用了，据说从来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常熟的文化底蕴非常浓厚，名人有很多，如元代黄公望、明代钱谦益、清代翁同龢等，常熟培养了8位中国著名的藏书家，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流派之一虞山琴派就是以常熟虞山命名的。在我的老家，佛教文化很流行。常建有一首著名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破山寺是现在的常熟兴福寺。我的奶奶不认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能背诵《金刚经》。过去家庭妇女都喜欢结群做手工，寺庙庙会又是最大的民间活动，妇女们在这些生活场景里耳濡目染了一些佛教经典或者故事，也常常把这些信息口头传给子孙。从小听奶奶的碎碎念，也许就是我研究佛教的前缘。

我的父亲黄心川，他的老师是汤用彤先生。1964年，他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宗教研究机构只此一家，任继愈先生是他的上司。父亲从事宗教方面研究，因此，我家里不缺佛经以及关于佛教的书籍，也接触了不少学术界的一流学者。我在与父亲的相处中，潜移默化受了他的影响，他办事风格干练，值得学习。与他讨论学术，可以发现更多认识事物的视角，少走弯路。

在我治学生涯里，任继愈先生对我影响也很大。任先生开一代学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能够很好地把社会上流行的学说融合起来用于研究佛教。任先生研究佛教的著作对我有很大启发。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我很受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学最难研究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现在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梳理清楚。对世间学的学习是关注当代思潮，流行什么，我就研读什么，比如在流行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就研读他的作品。但我再回过头学东方哲学，西哲给过我的影响就淡化了。比如很多人以神圣、世俗为角度看宗教，现在我看佛教就不一定把神圣与世俗对立，佛教是有转化的、圆融的。

我的老师杨曾文先生，他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这个训练很重要。到现在为止，我写文章很少用第二手资料。至于说要总结出一个研究方法，我认为法无定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样时就用不同的方法，当研究深入时，就会采用佛教说的圆融方法。正如印顺法师用佛法研究佛法，他是站在信仰立场来研究。又比如研究清代与唐代佛教的方法就有差别，因为经典表述不一样。我写了几百篇论文，也没有用一套既定的方法。对资料的把控是经验的积累，导师的指导也很重要。有一次，我与其他学者探讨学术，一位学者刚开始介绍他的论文，就被一位老外打住。老外说他用了《高僧传》做材料，这材料不可靠，不能用。我问他为什么说不可用。老外说他的导师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导师说《高僧传》不可靠。我认为，《高僧传》是佛教徒写的书，虽然内容会夸大，有些内容难以理解，但记载的事是真的，时间是真的，只能说角度不对，需要考证。那么，这时候，我们对史料的运用就要鉴别，毕竟用了那么多材料，也要有自己的主见。

出家人写文章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与在家人不一样。有的法师问应该怎样写论文？我说就应该学习印顺法师的写法。出家人的文章应该带有信仰、实修。这与民国时期太虚法师的时代不一样，出家人对学术其实不大关心，写文章只是想续佛慧命，给佛教找出路。像圣严法师的文章都是带修行的。我听说，有的法师出去讲课时，阐述他对释迦牟尼的考证，有居士提问：“你到底信佛教吗？”作为出家人，对这个论题是没有必要去论述的。我去开会时也遇到过一位台湾法师考证“拈花微笑”，不过他说了半天也没有结论。佛教界研究，僧人、俗人是有区别，很多人一不留神就错位。佛教研究应该各归其位，就像印顺法师的风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出家人写的。而现在出家人是在社会大学学习，作学术训练，写的文章就是学者风格，还是必须要保留出家人的立场与表述，以信仰为立场写出来的文章就不一样。我们做佛教研究，写文章要有那个味。胡适做佛教研究，在佛教思想层面那一块他就写不下去。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做佛教研究的人说这就是用西方哲学那一套写的，是哲学，不是佛学。所谓的味道，是从词汇表述显露出来。

广东素有佛教氛围，广东佛教这四十年的确走在全国前沿，取得很大成就。广东高僧明显比其他地方多，有本焕老和尚、佛源老和尚等等，他们都恢复了很多寺院。深圳弘法寺是一个典型，成为中国大寺院，由中国佛教协会直接管辖，起了示范作用。

佛学研究发展最早的是上海，1990年就开始。广东佛学后来居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广东佛学才开始起步。《广东佛教》的第一任主编黄礼烈曾找我约稿，说明那时候广东本土研究佛教的学者还不多。本焕老和尚也是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做文化，但他做的是湖北四祖寺的，我帮他办了一个会议，印象很深刻。广东最早办的会议是2002年的纪念南华寺建寺1500周年。广东佛学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广东佛学目标明确，做六祖研究，做得相当不错。广东是个大格局的地方，可以把六祖文化推向世界。我们接受外来文化、名家思想是通过翻译的汉文作品，现在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也是首先要把我们的文化作品翻译成外文。泰国的法身寺，是中产阶级修的寺院，代表中产阶级的影响与看法，老板是佛教徒，接受《坛经》的理念，《坛经》被翻译成泰文。六祖《坛经》研究还可以加强研究六祖的弟子功绩，以及他们一脉的“北上”。还有一个有影响力的点是明清佛教，比如憨山德清、海幢诗派，这都是广东佛教的名片。这是岭南佛学的第二个高峰，目前学界关注度仍不够。佛教理论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应该考虑推出广东佛教的理论模式，然后作出第二次“北上”，继续影响内地佛教。

广东佛学院的教学特色稍显不足。教育方式与课程设置都应该再思考。可以设立就像黄埔军校一样的培养管理人才的学校。比如，设置三年制课程，培养当家、监院这种专才。寺院财务管理也是特殊的岗位，要用专人去培训。现在学界的研究是与佛教界脱节的，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只忙于开会、写文章。佛学院就应该要培养佛教界的研究人才。我们讲宗教中国化，每个教的中国化都不一样，宗教院系不能沿用千篇一律的课程设置。佛教中国化在佛学院怎么讲？讲佛教传播历史。中国化永远在路上，看佛教要动态地看，契理契机地看，与时俱进地看。不要以为佛教不可改，佛教能留在中国就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广东佛教如何走出去？广东因有地理优势，与海外联系这方面应该起先导作用。现在佛教走出去的路线已从陆地转海上。很多中亚国家不信奉佛教了，还有佛教的、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是在海边。所以，要发展“海丝”。我们也可以思考能否重走一次菩提达摩路，在他的家乡南印度从海路出发，在广州登陆，最后再到少林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佛教文化圈中，广东应当起到引领作用，成为学术带头人，主推禅宗。

南海佛教圆桌会议，也是新时期广东佛教的一个成功的实践。首先，是与中国国际地位、经济实力有关系；其次，做了实事。比如，“丝路光明慈爱行”慈善医疗活动，为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贫困患者免费进行白内障手术治疗，助力他们重见光明；如在斯里兰卡举办的“2023南海佛教圆桌会”上，推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与本焕学院联合成立的南海佛教研究中心和南传佛教研究中心。又如，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本来是一个经济论坛，没有人文，后来说要搞一个人文的论坛，那以什么做主题呢？外国人对儒家论坛兴趣不大，那就只有宗教这个点可以做起来。博鳌亚洲论坛自2015年首设宗教分论坛，如今已成为全球各大宗教与文明互鉴的高端交流平台，持续推动着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广东佛教在全国位居前列，但仍需要有创造性。现在整个世界的宗教都在萎缩，而中国宗教保持发展。如何发展继续保持往前，就要有方向性，朝哪个方向呢？如何完善政府提出的宗教中国化方向，完成自己的宗教中国化。中国化有民族性、时代性、地方性，今天，佛教中国化就是现代化。我们要思考建立一套广东佛教模式，走出佛教中国化的广东特色。

《广东佛教》杂志不能只满足教内，想办法走向公开。可以考虑以书代刊、公开出版，每年选一个专题做论文集，这样既可以满足学者发论文的需求，也对学术界作贡献。建议可以同步编印《广东佛教》英文版，拓展海外宣传路径，向世界讲好广东佛教故事。              

供稿｜《广东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