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戒律调适与护国实践

微言宗教大陆 2025-08-28 10:33:17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宗教界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宗教》杂志“专题”栏目聚焦我国宗教界的抗战故事，编发系列稿件，引导宗教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承爱国爱教传统，自觉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本文作者：赵晓锋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佛教界也积极投身其中，坚守爱国爱教的立场，挺膺担当，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抗战背景下中国佛教的戒律调适

佛教从创立初期就确立了“不杀生”的理念，并发展成为佛教的根本戒律准则。抗战时期，如何消解“不杀生”与杀敌保国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融通清净法门与护国实践，这是佛教界参与抗战首先要直面的宗教戒律问题。

为此，佛教界首先向经典寻求理论依据，广泛引用佛陀关于爱国护国、反抗暴力等论述。如“若见恶不遮，则便增长非法”，意思就是见到恶行要及时制止，如不制止就是助长恶行、助长非法。抗战时期，“一杀多生”的故事在佛教界广为流传，即菩萨为了拯救五百名商人杀强盗。佛教界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若杀一人而救多人、甚至拯救国家，是符合菩萨慈悲本义的。

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弘一法师等高僧大德也对教规戒律进行融通阐释。太虚法师说：“盖以众生之苦为苦，以抗战御外侮救今日中国人所受之灾难而免于敌人之压迫，是即慈悲心、救世心。然慈悲救世，要有方便法门，应自救国做起。故凡救国救世之兵，仍是大乘慈悲之意。”1933年，太虚法师发表《佛教与护国》的演讲，指出“佛教为迷信鬼神，不切人生实际”“佛教为厌世的，为空想的”是两种错误的观点，一些人基于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佛教与救国无关”，是对佛教的误解。他指出，当国家发生灾难，或遭遇外来侵略时，“吾人当尽种种救护之力量，为种种救国之工作”，佛教界也应肩负着护国救国的责任，“与平常人所谓救国，初无二致也”。

圆瑛法师提出，出家僧众首先是公民，要履行公民应尽义务，保护国家、爱护同胞。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呼吁僧俗弟子加入抗战队伍，奋起抗击侵略者。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居士说：“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自此，中国佛教界通过溯源佛教经典文献，既坚守佛教敬畏生命、和平圆融的根本价值取向，又创造性地阐发戒杀与杀敌、和平与暴力、持戒与护国之间的关系，化解了佛教戒律与护国斗争的矛盾冲突。佛教界对于“戒杀生”戒律的认识也不再拘泥于僵化的教条式理解，而是按照“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的智慧法门，论证了佛教僧俗弟子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肩负爱国护国义务，为佛教界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支持，扫清了思想认识的障碍。

僧人救护队赶赴抗日前线。

二、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护国实践

在深入阐释佛教戒律的同时，佛教界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佛教界也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参与到赴前线作战、为同胞祈福、在后方救护等护国活动中。

一是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组织祈福法会等活动。佛教界依托《海潮音》《佛化新闻报》等刊物，向社会各界揭露日军暴行，向佛教界积极宣传爱国护国思想、抗日救亡实践，坚定了佛教界参加抗战、抵抗侵略的信心，激励军民士气。

以圆瑛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会发布《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七七事变后，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佛教界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利用佛教的世界性影响，揭露日本炮制的侵略谎言，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争取国际支持。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配合军国主义思想，日本佛教界炮制相关舆论，提出日本侵华战争是所谓“弘扬佛教的圣战”，鼓动中国佛教界“保教不保国”，为侵略者织造合法外衣。太虚法师严厉斥责日本佛教界美化侵略的言论主张，批评日本佛教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错误立场。中国佛教会致电日本佛教界，希望他们联合大众的力量，制止少数军人危险的行动以期维护东亚和平的局面，增强世界和平的力量。1939年，太虚法师还带领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介绍中国佛教界正在参与的抗战护国活动。

佛教界还通过举办护国法会、念诵佛教经典等传统活动，激励前线将士，安抚后方民心。圆瑛法师等人组织举行了多场大规模护国法会，以激励抗战斗志，为人民祈福，为死难者超度。

二是积极赴前线组织救护、募捐工作。中国佛教会鼓励引导全国寺院参加军事训练，投身抗战，为保家卫国贡献力量。各地举办僧人的军事训练，不少僧人学习了枪械使用、医药救护等基础常识，为参加抗战做好准备。

巨赞法师等人在湖南南岳组织成立“佛教青年服务团”和“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将18岁至45岁的佛教僧人组织编为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进行军事训练，在敌后开展抗战宣传、情报搜集、募捐善款等活动，还直接参与抗击日军的战斗。当时参加军事训练的青年僧人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和尚兵”。周恩来曾鼓励巨赞法师等佛教僧众的抗日护国斗争，挥毫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后来，巨赞法师在南岳的抗日活动遭遇挫折，转到广西桂林继续抗战，创办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49年10月1日，巨赞法师身着僧衣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佛教界的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

为护国护教，许多僧人脱下袈裟、换上戎装、走上前线。1932年，五台山僧众成立“僧界救国会”，以“救国救难，僧人有责”为宗旨，联合全山僧人抵御外敌。1937年底，上海、苏州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江苏宜兴地区澄观寺住持恒海法师组织100多名僧俗弟子成立游击队，在宜兴山区与日军展开斗争，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恒海法师后来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救死扶伤是佛教的传统，佛教界在抗战中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救护工作。据记载，截至1938年5月，全国僧尼参加抗战救济的共有50万人，主要在前方救护受伤兵民以及在后方从事护理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圆瑛法师、宏明法师等号召下，中国佛教会组织建立120余人的僧侣救护队，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救护队共抢救转运伤员8000余人。重庆慈云寺等各地的佛教团体、寺院等纷纷组建多支救护队，有力地支持了抗战。1937年底，南京陷落后，大量难民逃到南京郊区的栖霞寺，寂然法师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建立避难所，打开粮仓救济了2万多名难民。

还有部分僧人致力于寻求物资支援以支持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印光法师在苏州向抗战组织捐款1000元；同年，九世班禅为抗战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1941年，太虚法师发表《出钱劳军与布施》的演讲，指出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就是佛教的布施，是公民的义务，号召公民捐款支持抗战。1941年8月，甘肃七个县的佛教组织捐款1000多元，倡议全国佛教界捐献“佛教号”飞机给抗战前线，得到四川佛教会等各地佛教组织的热烈响应。圆瑛法师还到马来西亚等国家，向华人华侨进行募捐，寄回国内支持抗战。